在颁布大赦天下的诏书同时，佞幸李孜省、太监梁芳和外戚万喜等人遭到了斥逐。不到一个月，朱祐樘又下旨“汰传奉官”，于是罢黜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指挥金事王荣等二千余人，又将前朝的法王、国师、真人、国子等封号一律革除，罢遣禅师、真人及西番法王、国师等一千余人。此举有利于去除冗员，提高朝廷的办事效率。

李孜省、梁芳、万喜等人的斥黜，使朝廷官员为之一振。朱祐樘登极之初，六科给事中及十三道监察御史立即交章弹劾李孜省及其党羽邓常恩、赵玉芝交结太监梁芳、外戚万喜等诸不法之事，并且建议追究万贵妃之罪。但生性宽和的朱祐樘以“宅忧”为由，只将梁芳谪为少监，万喜降为指挥使，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等谪戍陕西边地，而诫勿言万贵妃之事。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十月，在朝臣及司礼监太监怀恩的共同举荐下，朱祐樘起用以刚直敢谏闻名的资深大臣王恕为吏部尚书，掌管铨政，这使得朝廷政策及用人方针发生了根本变化。紧接着，朱祐樘开始处理声名狼藉的大学士万安。万安靠结交万贵妃兄弟，冒认同宗，进献妖僧继晓以稳固地位，又与李孜省结纳，表里为奸。朱祐樘为太子时便知其恶名，但他毕竟位居内阁，不比李孜省之流，需要慎重处理此人。据说万安的斥罢起因于一件丑闻。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间，朱祐樘在宫中得到一个专门储存“房中秘术”的箱箧，而且这些书中都署名“臣安进”。怀恩奉旨前往内阁责问，万安惭愧汗颜，无以答对，最终被罢职归乡。

王恕的进用与万安的斥罢，成为弘治初政的一个重要环节，比较起斥逐佞幸、权阉及传奉官等叨恩之徒，显得更加关键，从而开始了一个“群小斥逐、正人汇进”的局面。这也是后世所称弘治“中兴”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 即史家们一再宏誉的所谓“弘治君臣”。

成化年间，上层政争的激化与内阁权力的扩展似乎是同步的。以万安为首的一派与以刘珝为首的一派互相倾轧，用心全在排除异己，于是政无所规正，时有“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之谣。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刘珝为万安构陷致仕，万安、刘吉等得势。到成化末年，王恕、马文升、秦纮、耿裕诸臣与司礼监怀恩相继被逐。明朝文官制度，一切政务运转主要靠内阁、六部、都察院，尤以内阁为重，而内阁行事往往又受制于宦官司礼监，诸“正人”被逐，一时政风紊乱，颇多弊端。当十七岁的朱祐樘登极为帝之后，很快使人们对自己刮目相看了。斥佞用贤的弘治初政，使成化后期以来失去的秩序逐渐恢复。而这位皇帝又出奇地宽和善良，即使对当初迫害其生母的万贵妃家人，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这一切都出于一个孝字。孝敬父皇，也就是维持传统，这是一个基本原则，弘治朝的政治也便是围绕这一原则而开始的。

朱祐樘的后宫生活与父亲不同。他不仅没有宠妃，而且甚至没有册立过一个妃嫔，只是与皇后张氏（孝康敬皇后）过着民间恩爱夫妻式的生活。他的这些做法显然是要向人们证明他是一位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

作为一个严守道德规范的皇帝，朱祐樘还必须改变成化时不问朝政之弊，而努力去做到勤政。这在他即位之初是不成问题的，但是随着在位时间既久，阁部诸臣又恪奉职守，再要勤政不怠，就需要朱祐樘本人的自我约束了。朱祐樘身体孱弱，但在历史上颇得勤政之声。每日清晨视朝，逢雨免朝，仍令有事由衙门堂上官由廊庑至奉天门奏事，可以说是无日不视朝。有时身体状况不佳，便自我顺养，以求调和。据说他有一首诗，常于病中自诵：“自身有病自心知，身病还将心自医；心若病时身亦病，心生元是病生时。”就这样，朱祐樘坚持了十八年之久。

宦官李广是弘治朝受宠信的内侍，以道家之术蛊惑朱祐樘，对此史书中虽乏明述，但是从当时情形分析，他很可能引导朱祐樘游宴宫苑，研习道家养身之术。在得到宠任后，他也开始仿效成化年间的做法，矫旨授传奉官，向地方索贿，把持盐货之利。官员们多次上疏论劾，朱祐樘始终不问。大约从弘治八年（1495年）起，朱祐樘视朝逐渐稀少，尤其在弘治十年（1497年）前后，游宴及崇道烧炼的行为最频繁。这一年的二月间，内阁首辅徐溥等人送上了一份言辞极厉的奏疏，希望朱祐樘恢复勤政的传统，以多接触儒臣而远离内侍。与这份奏疏几乎同时，侍讲王鏊在侍讲经筵时，也有针对地讲到了“（周）文王不敢盘于游畋”之事。这对于朱祐樘是颇有触动的，他为此召来李广，训诫道：“今日讲官（王鏊）所指，盖为若辈，好为之。”并且罢去游宴。此年三月，在一次经筵日讲之后，朱祐樘在文华殿又召见了阁臣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人。四人来到殿内时，看到司礼监众太监环跪于案侧，案上放着厚厚一叠文书。朱祐樘招呼他们到榻前，命太监取来题奏交给徐溥等，又分置笔砚和纸条。徐溥等人看过后，议定批文，向朱祐樘陈奏得允后，录写于纸进上。朱祐樘再看，并亲自批写，有时改二三个字，有时删去二三句，随手而书。遇到涉及事情较多的题奏，刘健有意取回细看：“此本事多，臣等将下，细看拟奏。”朱祐樘却主张就此处理：“文书尚多，都要一看，下去不也是闲，就此商量，岂不好？”这次皇帝与辅臣一同处理题奏，前后大半天时间，将主要的处理过后，朱祐樘指着案上余本道：“此皆常行事，不过‘该衙门知道’耳。”众阁臣这才叩头告退。这确是历朝罕见之举，朱祐樘用矫枉过正之举重振勤政之风，并得到了朝中正臣的称许。

不久后一个偶然的事件，给弘治朝政的振作又提供了一个机会。弘治十一年（1498年），太康公主患水痘病死，随后清宁宫发生火灾，周太皇太后（孝肃周皇后）将其归罪于李广劝朱祐樘建毓秀亭于万岁山的建议，李广畏罪自杀。朱祐樘怀疑李广藏有异书，派使臣到他家中去找，得到了一本登记官员行贿的簿子献上。上面多有文武大臣的名字，写着馈送黄白米各有千百石的数字。朱祐樘惊异道：“李广能吃多少东西？就接受这么多米。”左右侍从说：“这不过是隐语罢了。黄米指的是黄金，白米指的是白银。”朱祐樘大怒，命令司法部门追究治罪。那些交结李广的官员，前去寿宁侯张鹤龄处请求帮忙解脱，才压住此事。

外廷诸臣中，最主要的当属内阁、六部及都察院。弘治朝内阁，最初有万安、刘吉、尹直等人，后万安被罢免，尹直受劾致仕，仅存刘吉，虽身居首辅，实际上附名于徐溥、刘健等人之后。朱祐樘即位之初，丘濬因进呈《大学衍义补》获重用，得以在弘治四年（1491年）入内阁参预机务。刘吉在弘治五年（1492年）被讽令致仕，徐溥为首辅。弘治八年（1495年），谢迁、李东阳同时入内阁。同年，丘濬去世。终弘治之朝，身居内阁的大臣仅此诸人。弘治十一年（1498年），徐溥因患目疾致仕归家，刘健成为首辅，与谢迁、李东阳三人同心辅政。时称“李公（李东阳）谋，刘公（刘健）断，谢公（谢迁）尤侃侃”。

内阁的构成变化，是朱祐樘求治所致，他以传统道德规范要求于己，也必然以此术要求诸臣。而六部之臣的选用也必然遵循这一原则。如在吏部、刑部供职的王恕、彭韶、何乔新均以刚正闻名，“为贵戚、近习所疾”，号称“三大老”。其余尚书耿裕、倪岳、马文升、刘大夏、闵珪、戴珊等均称贤臣。史称“（弘治）朝多君子，殆比隆开元、庆历盛时矣”。

朱祐樘即位之初，力改成化时期遗留的弊政，其目的还在于解决这些危及统治的社会矛盾问题。起初，他的精力主要放在了朝廷要员的人事安排上，待到这些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便开始注重于对内忧外患的治理。弘治元年（1488年）初，嘉兴百户陈辅在盗贩私盐事发被革职后，纠集亡命无赖，攻陷府城，开狱放囚，大肆劫掠，又逃入太湖。知府徐霖逾墙而逃。这是一起地方权势豪强与官府同流造成的典型案例。案件发生后，朱祐樘命彭韶、李嗣分别清理浙江、两淮盐政。二人严责地方，变更盐法，稳定了社会秩序。朱祐樘整顿吏治的作用得到了充分体现。数月后，四川发生大饥荒，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与成化间啸聚山林的野王刚等乘机起事，朱祐樘又任用四川巡抚谢士元、郧阳巡抚戴珊合力镇压。

不过当时最见效果的措施还当属对黄河的治理。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开封黄河决口，朱祐樘命户部左侍郎白昂领五万人修治。弘治五年（1492年），苏松河道淤塞，泛滥成灾。朱祐樘命工部侍郎徐贯主持治理，历时近三年方告完成。从此，苏松消除了水患，再度成为鱼米之乡。黄河、运河与苏、松水利的治理关系到防止沿河郡县灾害、南粮北调的运输和财赋重地的生产，是明朝时国家经济的主体。（具体内容参见“为政举措-经济-治理黄河”部分）。

弘治朝灾害颇多，但因社会较为稳定，除河套、哈密等地区与少数民族有小规模军事冲突外（参见“为政举措-军事”部分），全国主要地区均无大的动乱，且从弘治二年（1489年）至弘治五年（1492年），以治黄为主，兼及苏、松水利，先后用民工近六十万人，历时六七年。调动力量固然很大，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灾区人户的失业与救济。因此，这个时期在生产与人口增殖上表现出了稳定繁荣。国家赋税收入，自景泰、天顺、成化以来的二千五百万至二千六百万石间，增至二千七百万石，成为明中叶赋入高峰。人口也在比较稳定地持续增长，从弘治元年（1488年）至弘治八年（1495年），人户由911万3630户增至1010万279户，至弘治十四年（1501年）更增至1040万8831户，弘治十七年（1504年）达1050万8935户；口数则由弘治元年（1488年）的5020万7934口，增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的6010万5835口。

对于这些成绩，朱祐樘也颇为满足，一度以为可做太平天子而放松政务。从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他便不大临朝，也不再经常接见内阁、六部大臣。当弘治十年（1497年）文华殿阁臣之召、李广之死后，实际上为朱祐樘的重振创造了机会。而在弘治后期，不曾牵扯于弘治前期政争、并于治水有功的刘大夏成为皇帝身边最受倚重之臣。弘治十五年（1502年），刘大夏接替马文升担任兵部尚书。从此以后，朱祐樘几乎事事都不能离开刘大夏了。这过度的宠任颇遭物议，使有些大臣颇感不平，私下里还说“偏听生奸， 独任成乱”之类的话。朱祐樘听到以后，只是对刘大夏更为回护。自弘治十六年（1503年）以后，朱祐樘经常召内阁部院大臣于文华殿，或宝座后平台间咨访时事，有“慨然欲复”之志。而在君臣的几次交谈中，刘大夏这样具体细致地道出了社会的种种弊端，使朱祐樘不由叹息道：“朕在位久不能知，何称为人主！”并决定在朝中掀起了一个揭露弊端、斟酌而行的运动，内容涉及反贪倡廉，而且提出裁革传奉官、控制捐纳等主张。总之，朱祐樘在位后期的振作实在与刘大夏有很大关系，他把与刘大夏、戴珊等人的谈话作为了一种乐趣，经常有私下的召见。而刘大夏的直言应对，又往往甚中其心思。人称君臣之间“从容讲论，天颜和悦”，如图“家人父子”一般。内阁诸臣也都被朱祐樘尊称为“先生”。刘大夏、戴珊以及内阁诸臣等较为正直的朝臣围绕在朱祐樘身边，也使弘治后期政治显得十分谨严有度。

朱祐樘是一位急于求治的皇帝，他依靠正派官吏，革除弊政，认为自己的付出应该得到回报。但事实上却与希望相去甚远。朱祐樘在晚年曾直接向刘大夏、戴珊问及此事：“闻今军民多不得所，安得天下太平，如古昔帝王之时？”急切之情，溢于言表。刘大夏也只能以“求治亦难太急……但每事与内阁近臣讲义，必求其当而行之，久自太平”这样笼统的言语应答。朱祐樘始终相信着刘大夏的这种回答。他同时深信像刘大夏这样廉正无私的官员，是帮助他实现治世的关键。弘治十八年（1505年）初，戴珊因病请求致仕，朱祐樘坚持不允，甚至在刘大夏一同帮戴珊说情时，感伤道：“主人留客坚，客且为强留，独不能为朕留耶？且天下尚未平，何忍舍朕！”使戴珊不敢再提辞官一事。

朱祐樘虽然有心求治，也能听取臣下的意见，但他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在陈规旧制的桎梏下修修补补，因而，弘治时期的政治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

朱祐樘先天体弱。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四月二十九日起，他突感身体不适，到五月初六日已经病危，急召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等入乾清宫接受顾命，命传位于皇太子朱厚照。朱祐樘抓着刘健的手道：“先生们辅导辛苦，朕都清楚。”又说：“东宫（朱厚照）聪明，但年纪尚小。先生们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刘健等泪流满面，请他“宽心少虑”。随后，君臣交谈许久，“前后数百言”（此处君臣交谈，依据《明孝宗实录》所载。而在《治世余闻》的记录中，朱祐樘还提到了东宫大婚等事，较《明孝宗实录》更为完整）。

五月初七日（1505年6月8日），朱祐樘又召来朱厚照，告诫道：“朕不豫，皇帝给东宫做。（丧葬）礼仪都按先帝遗典进行，祭祀用素羞。东宫务必要遵守祖宗成法，孝养两宫，进学修德，任用贤能，不得怠荒，永保贞吉。”午刻，朱祐樘在乾清宫崩逝（关于其死因，《皇明纪略》载为患热病后食瓜而死），年仅三十六岁，共在位十八年。同日，太子朱厚照即位，即明武宗。六月初七日，朱厚照为他上谥号为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庙号孝宗（据说礼官拟谥时因朱祐樘的仁德圣明“近代罕比”，故为其谥中上“敬”字，庙号中上“孝”字）。十月，葬于泰陵。

主词条：弘治中兴

在用人准则上，朱祐樘完善了明朝的官吏考察制度，即选庶吉士制度；首创选贡制，为选拔正臣从制度上给予了保证：

朱祐樘的这些措施，使大量有才者得以进入朝廷任职，形成“弘治朝中多君子”的局面，保证了弘治各项改良措施的实施。

朱祐樘尊重内阁，将内阁地位提高于六部之上。以往，吏部尚书职位高于阁臣。洪熙时，大学士杨士奇加至三孤兼尚书衔，然品叙位居吏部尚书蹇义及夏原吉之下。弘治四年（1491年），丘濬以礼部尚书入阁，当时王恕任吏部尚书，为六部之长，位居丘濬之上。而至弘治六年（1493年）二月内宴时，朱祐樘便改让丘濬居王恕之上，以后，由侍郎、詹事入阁的人，班皆列于六部尚书之上了。朱祐樘的这一做法，适应了宣德年间以后阁权增长的趋势。而他自己是较为信任内阁的明朝皇帝，当时，徐溥为首辅，刘健班列第二，后李东阳、谢迁先后入阁，同心辅政。事有不可行之处，诸阁臣常共争之，等到徐溥致仕后，刘健与李东阳、谢迁三人参与军国要务，更被天下称为贤相。

朱祐樘曾在弘治十年（1497年）、弘治十三年（1500年）、弘治十七年（1504年）数次召对阁臣面决政事。据计，他统治的十八年中共召见阁臣九次。弘治十年（1497年）的召见是与阁臣徐溥的《请亲阁臣疏》有关。徐溥认为“且本朝列圣，自洪武以至天顺年间，时常面召儒臣，咨议政事。今朝参之外，不得一望天颜，所以通达下情者，惟在章奏。又不以时断决，其于政体，实为有碍”。朱祐樘表示接受批评。三月二十二日，在御经筵之后，他宣召大学士徐溥、刘健、李东阳和谢迁至文华殿，命太监取诸可题奏本，付与四人，说：“与先生辈计较。”徐溥等看毕，“相与议定批辞，以次陈奏，得允，乃录于纸上以进。上览毕，亲批本面，或更定二三字，或删去一二句，皆应手疾书，宸翰清逸，略无凝滞”。 这是一种典型的面赐裁决的形式。弘治十三年（1500年）五月，召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到平台，拿出兵部推举京营提督各官疏，“逐名访问”，朱祐樘当面裁决，命司礼监准备纸笔，亲自写敕，当即交付兵部施行。这种处决政务的方式的最大优点就在于减少了内阁与皇帝之间的中间繁琐环节，内阁的票拟立即转化为行政命令。皇帝遇有疑问，也可就地访问阁臣，而不必通过宦官来传，旨，因而最有利于避免中间环节的舞弊与权力分享。对于阁臣来说，这是一种理想的处决政务的方式。朱祐樘的这几次召对成为后来阁臣常用来争取面见的有力武器，对以后的历史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弘治时期的部分名臣”图册来源）

鉴于前朝宦官专权乱政的教训，朱祐樘对宦官严加管束，东厂、锦衣卫不敢任意行事，只能奉守本职，因而几任锦衣指挥大致都能持法公允，用刑宽松。除怀恩、萧敬等贤宦之外，各地的镇守太监，如福建的邓原、浙江的麦秀、河南的蓝忠、宣府的刘清，都有“谦洁爱民”之名。对于违法的宦官，朱祐樘不加宽贷。据《皇明纪略》载，有一位掌酒的宦官带着他喜爱的弄儿进入大内，随后因宫禁森严，无法将其送出宫外，他便谋杀了弄儿。事请败露后，朱祐樘大怒道：“这孩子有什么罪。”下令立即处死这名宦官。众宦官都为他求情，朱祐樘不许，还让他们盛装观刑。以示惩戒。当时，还有一位受宠的宦官，在光禄寺踢死了不小心弄脏了自己鞋子的厨子。朱祐樘得知后，将此宦官投入狱中。宦官苦苦哀求，朱祐樘叹息道：“法律是祖宗制订的，朕怎么敢宽恕你呢？”最后将他处决以抵罪。

不过，弘治朝也出现了受宠乱政的宦官李广、蒋琮（二人后均事发而败），朱祐樘本人也有放纵外戚冤杀忠直宦官何鼎的过失。

为追寻已近荡然的祖制，实现“法祖”的目标，朱祐樘与诸老臣们掀起了一个整理和总结开国以来典章制度的高潮。在弘治朝，官修书籍主要有修成于弘治十三年（1500年）的《问刑条例》和成书于弘治十五年（1502年）十二月的《大明会典》，并有在日本发现的《皇明条法事类纂》等。其中《大明会典》本于洪武年间所修的《诸司职掌》，其意还在整理旧典，以便遵循。同时，《大明会典》删除了原《大明律》中多项残暴的法令。

朱祐樘在位时，命内外官司慎理刑狱，其任用的执法官吏也比较贤明公正。故后世学者认为：“明之一代立法创制，皆在太祖之世。至孝宗朝，始有修明之举。”

朱祐樘力求节俭，诏减皇宫的开支与供奉，不大兴土木，主张节约费用。他虽没有从制度上对赋役进行突出的改革，但较为体恤民生。弘治年间，自然灾害异常频繁。为此，他多次下诏减免一些地方的夏税、秋税。有时甚至还拿出官府的财物，对灾民进行救济。这类记载史书中极多，其中规模较大的便有如下几次：弘治三年（1490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灾秋粮”。同月十二日，户部请免南、湖广税粮，朱祐樘全部批准。弘治四年（1491年）八月，因发生水灾，下诏“停苏州、浙江今年织造”。弘治六年（1493年），全年中“以灾蠲者，两京外，山西太原诸府平阳诸县夏税，河南开封诸府夏税之半，祥符诸县秋粮。又免沈阳卫屯粮六万四千余石。则自苏松外，山东饥甚，巡抚王霁先后请发帮金五十余万，米二百余万石，选廉能史验口给之，凡活饥民二百六十余万”。弘治十一年（1498年），免南畿、山西、陕西、广东、广西受灾税粮。弘治十四年（1501年），对两畿、江西、山东、河南等灾区的既免税粮，又搞济。弘治十六年（1503年）九月，赈济两畿、浙江、山东、河南、湖广等地的受灾军民。上列事例，虽非全面统计，但从中已可看出，弘治时期的减免赋税和贩济灾民，次数相当之多，涉及的地区相当之广。此外，朱祐樘还禁止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禁止势力人家侵夺民利。这些都十分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史家称赞他“恭俭有制，勤政爱民”，其中可能有溢美之词，不过，与前后几朝相比，弘治时期的朝政的确算是清明的。弘治以前和之后，都曾发生过较多的农民起义，形成了明中期农民起义的两个高潮，而惟独这个时期农民起义发生极少，是政治上的一个相对稳定时期。

自洪武建国以来，明朝政府对黄河曾有两次大规模治理。到了成化中，河患又加剧，屡次决口于开封，河南颇受其害。弘治二年（1489年）五月，黄河于开封及荆隆口决堤，由北道入山东张秋，汇于运河，淹及山西郡县。因为开封城受灾尤甚，有人建议迁徙开封城以避水患，只是河南布政使徐恪坚决反对，才得以不迁。于是朱祐樘命户部侍郎白昂，会同山东、河南及北直隶三地巡抚相机修治河道。白昂荐举郎中娄性协治，调动民夫二十五万，筑长堤，修减水闸，疏通月河（泄水之河），堵塞决口，引黄河流入汴水，再入睢水、泗水，入淮河以达黄海。同时修筑山东鱼台、德州及吴桥古堤，又开凿东平以北小河十二道，由大清河与黄河故道入海，河口各建有石堰，可以启闭，为日后黄河恢复北道作准备。 但是，这水患稍宁不过三四年，到弘治六年（1493年），黄河又在张秋决堤，由汶水入海，使得漕运断绝，阻断了明朝南北运输的生命线。当时总理河道的工部侍郎陈政调集民夫十五万修治，事未见效而病逝。随后，朱祐樘根据吏部尚书王恕等人的推荐，选用浙江左布政使刘大夏为右副都御史，前往治理黄河。刘大夏于同年春前往治河任上。入夏后，运河上漕舟鳞集，至张秋无法北上，粮道中阻。刘大夏听取水利专家建议，先于决口处西岸开挖一条月河，以通漕运，在保证通漕情况下，经两年时间， 完成张秋决口的堵塞工程，又疏浚数处河道，以分水势，于胙城经东明、长垣到徐州，筑长堤三百六十里，基本上抑制了黄河水患，此后漕河上下在二十余年没有大患。不过，经这次治理后，黄河自开封往东，不再向东北入山东流入渤海，而是向东南，经徐州，由洪泽湖北汇入淮河，夺淮河河道入黄海。

就在黄河河工完成的同时，苏、松各府治水工程亦告竣。这也是一项役夫二十余万的大工程，共修浚河泾、港渎、湖塘、斗门、堤岸一百三十五所，基本上解决了这片富庶产粮区的水利问题。当弘治八年（1495年）水利工程告竣后，第二年的赋税米麦合计增至二千八百八十四万余石，较前增加一百余万石。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明初洪武朝的平均岁入。

明初的盐法实行“开中法”，规定商人行盐，须运粟于边塞卫所，领取盐引，再赴各盐场守支食盐，分别行销。这是明朝廷解决边地供给的补充措施。但至成化年中，富人以权相勾结，把持盐场存积盐，造成盐法破坏，盐利多为权贵、太监等侵占，形成势力庞大的官商集团，一般商人无力相抗。权贵肆占存积盐，使常股盐日减，一般商人运粮换取盐引后，支不到盐，只能长期守支，陷入困境。于是一些盐商向任户部尚书的叶淇进言“商人赴边纳粮，价少而有远涉之虞，在运司（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纳银，价多而得易办之利”。于是，在弘治五年（1492年）十月，叶淇上奏：“请召商纳银运司，类解太仓，分给各边。每引输银三四钱有差，视国初中米直加倍，而商无守支之苦。”他的这份奏疏造成了有明一代盐法的变化，被后人称为 “叶淇变法”。上述关于叶淇变法的表述，主要出自《明史稿·食货志》，为《明史·食货志》、清代政书和后世学者所承袭。但关于该表述的真实性，学术界尚未达成共识，有的认为此事出自杜撰，有的认为实有其事。还有学者综合前人观点，认为该政策实施后，“纳粮开中”的盐法并未被用白银换盐引的“折色法”所取代，二者为并存关系。

朱祐樘即位初，因群臣力请，下令将宪宗成化年间尊崇的藏僧皆降职、驱遣，京师仅留大慈恩等寺住持五人，随住者十人。但朱祐樘本人与其父一样，颇为崇奉藏传佛教。一些藏僧，如锁南坚参等拖延不离开，被朱祐樘允许“留居京师大能仁寺”。为投他所好，藏僧大多潜藏在京师，“转相招引”。直到言官上疏论劾此事，朱祐樘才下令，留“番僧”一百八十二人，其余一概遣返。不仅如此，朱祐樘也对在京藏僧重新加以封授。如，他先后升藏僧札巴坚参、释迦哑而塔等为“西天佛子”。朱祐樘的“恩泽”还延及去世的藏僧。如在弘治五年（1492年）十一月，藏僧乳奴班丹死，被加赠法王；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月，一位“西天佛子”去世，被追封为大智法王。在众多的藏僧中，朱祐樘尤其崇信藏僧领占竹。领占竹在成化年间被封为大济法王，到朱祐樘即位之初被“降为国师，斥令远去”，但弘治六年（1493年）九月，他又下令“行取”领占竹“来居大慈恩寺”。由于群臣反对，朱祐樘改令领占竹“自备脚力来京”。在群臣一再反对下，他只好“罢行取之命”。到到弘治十五年（1502年）四月，朱祐樘再次下令“行取”领占竹。可见其崇信程度。

朱祐樘还颇为笃信道教“烧炼斋醮”之术。自弘治八年（1495年）以后，他经常从事此类活动，逐渐倦怠临朝听政，章奏“或稽留数月，或竟不施行”，出现政事积压的情况，经筵进讲每年也不过只有几天。内阁首辅徐溥为此上疏劝谏朱祐樘，使其颇为感动，在一个月后召见了阁臣面议机务。但在这次召见之后，“终（徐）溥在位，亦止此一召而已”。而为了进行这种法事，光禄寺每日需要提供数百桌食物，南京方面需要制造十余万件器皿，购置数十万斤香，耗资颇大。

明代自正统以来，军事武备逐渐走向衰落，京军疲惫，边防松弛。当时的兵部尚书马文升上疏指出：“往年京师之兵俱在三大营操练，后来设立团营，常有精兵十二万，分为十二营。近年多拨做工，每占役一二万之上，甚至二三年不完。顾工负累，卒多逃亡，见在者强弱相半，在京军士疲困未有甚于此时者也。”内地卫所也极为空虚。当时陕西卫所军士，竟有超过十分之三者出现逃亡等情况。“除各边操备及屯田外”，每卫的守城正军只有二百名、一百名，甚至五六十名，且多为“老弱惩赢，不堪守战”之人。

为振兴军备，朱祐樘依靠以马文升为代表的朝臣，在京军整顿与边备守御上做了种种努力，采取一系列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多少改变了边备空虚的弱态，为“弘治中兴”赢得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但因积弊年深日久，弘治一朝的军队和边防问题依旧百弊丛生，这些小修小补更加难以扭转明朝军事力量日益衰落的趋势。

朱祐樘奉行和平政策，对鞑靼的侵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鞑靼小王子时战时和，不时侵扰明境。朱祐樘统治期间，对鞑靼小王子、火筛等的多次入侵只是采取抗战驱赶之策，如弘治元年（1488年），都指挥廖冰击败小王子于兰州；弘治十年（1497年），甘肃总兵官刘宁败小王子于凉州；弘治十三年（1500年），甘肃参将杨翥败小王子于黑山。但这些战果不能扭转局势。弘治十四年（1501年），大将军朱晖奉命救援延绥、宁夏，但当大军抵达宁夏时，蒙古军已经掠夺而去，朱晖率五路大军进攻河套，只获得马驼牛羊一千五百头（只）。不久，蒙古军进攻固原、平凉、庆阳等地，关中地区大震。朱晖畏怯不急赴作战，最后“仅获首功十五级”，追回所掠生口四千。面对这一损失巨大的胜利，廷臣御史交相弹劾朱晖等人之罪。朱祐樘不但不追问朱晖等，反而还给予一部分“捣巢有功”者赏赐，并派中官带着羊酒迎劳朱晖，仍命他总督团营。

成化年间，房能、李实、白圭等力主“搜套”，主动进入河套地区搜剿蒙古人，防止其以河套为跳板，进攻陕西、山西、宁夏等地。后明军虽有红盐池之战的胜利，但仍不能真正收复河套、守住东胜卫，只得修筑延绥边墙御敌。到朱祐樘即位后，陕西监察御史李鸾上奏指出，因朝廷弃守东胜卫，导致现在官兵面对以东胜卫旧地为基地的蒙古小规模袭扰一筹莫展，损失惨重。吏部右侍郎王鏊力主派死士捣巢剿套，朱祐樘一度被触动；南京刑部员外郎李祚、户科右给事胡世忠以宋夏战争的警例，建议朱祐樘效仿唐朝修筑三受降城。但这些提议，都因为明军纪律下降而不能从行。在“剿套”之外，边境文武将官陆续修补了山西三关边墙、大同小边墙，这其中尤以总制陕西三边军务的尚书秦纮进行的修筑活动规模最大。秦纮整饬边备，招徕商贾，开辟屯田，并在朱祐樘的支持下，于固原地段大修边墙，“自徐斌水起，迤西至靖虏营、花儿岔止六百余里，迤东至饶阳界止三百余里”，使固原成为重镇。但秦纮的后继者杨一清严厉批评这一时期的筑墙“不足捍敌”，并未起到遏制蒙古入侵的作用。

朱祐樘即位之前，明朝“关西七卫”中位于最西端的哈密卫逐渐衰微，甚至在新兴的吐鲁番汗国的攻势下丢失了哈密城。成化末期，哈密卫都督罕慎率军收复哈密城。朱祐樘即位后，于弘治元年（1488年）令罕慎袭封忠顺王，赐金印、冠服。但好景不长，就在同一年，吐鲁番汗国的统治者阿黑麻诱杀了罕慎，又占据了哈密城，而遣使到明朝入贡。明朝仍是持此前不出兵干预的态度，仅口头要求吐鲁番使臣“还谕其主，归我侵地”。稍有不同的是，朱祐樘采取了“薄其赐赉，或拘留使臣，却其贡物”等经济和外交手段来制衡吐鲁番，迫使阿黑麻在弘治四年（1491年）暂时献还归还哈密城池与金印。第二年，明朝封陕巴为忠顺王。然而，到了下一年，阿黑麻再次出兵攻占哈密，抓获陕巴离开，令其部将牙兰守护哈密。随后，明廷派去甘肃镇寻找对策的兵部侍郎张海提出了“闭嘉峪关，绝西域贡，令诸夷归怨阿黑麻”的建议，为朱祐樘所采纳。结果这一措施不但没能“令诸夷归怨阿黑麻”，反倒激怒了与明朝友好的西域诸国，使他们转从阿黑麻。阿黑麻得以入主哈密，自称可汗，并派兵大肆劫掠罕东诸卫。这时，朱祐樘采纳马文升的意见，派出甘肃巡抚许进、总兵官刘宁收复哈密。弘治八年（1495年）底，许进、刘宁率军出塞，夜袭哈密，牙兰等逃跑，明军仅得一座空城。由于长期以来明军兵锋罕至西域，故此次出兵, 使明军威震西域。但哈密屡遭残破，明军难以久驻，故而哈密百姓纷纷逃离故土，“走肃州求济”。弘治九年（1496年），阿黑麻又占据哈密城。因明朝推行的闭关绝贡给西域诸部造成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故曾一度归附阿黑麻者又转而归怨阿黑麻，迫使其于弘治十年（1497年）归还陕巴及金印。两年后，陕巴入主哈密城。尽管哈密又得收复，但哈密卫自身的问题始终不能根除，故而“哈密危机”在正德、嘉靖年间愈演愈烈，最终以明朝承认吐鲁番在西域的地位、彼此通贡和好告终。

蛮莫地位置极其重要，其地“紧靠孟养东部大金沙江东岸，垂于孟养胸前，又为自干崖、南甸、陇川西南入孟密、缅甸的门户”，孟密崛起时控制蛮莫得以步步蚕食木邦，而孟养过江也尽力占据蛮莫，对边地各土司产生威胁。孟密、孟养得以相继在土司争斗中占有重要优势，与控制蛮莫地区有着重要的关系。自成化年间到弘治十六年（1503年），蛮莫两易其主，成为土司争夺的重要地区。云南巡抚陈金考虑到这些因素，认为蛮莫“不可复木邦、孟密，又不各畀陇川、干崖、南甸宣抚司”，最好开设衙门，由腾冲派兵守御。但以朱祐樘为首的明廷因“地方悬远，瘴疠难守”等因素，将其重新划归木邦，引起孟密等土司的强烈不满孟密与木邦双方暂时和好的局面也因此而遭到破坏。虽然因孟养的侵入而导致实力削弱，但孟密仍坚持要与木邦争夺蛮莫，双方的仇恨重新被点燃，边地的稳定也就无法真正实现。可以说，在蛮莫归属问题上，朱祐樘等人的处理不当，是导致土司间再起争端的关键因素。

弘治年间，明朝严格女真各羁縻卫所官员升职的规定，但仍有朝贡者无视规定求职。如在弘治十四年（1501年）七月，海西兀者前卫指挥尚古进献骆驼，归还此前掳掠的边民，请求升授都督职务，朝廷仅升他为都指挥金事。尚古大怒，不再朝贡，时常袭扰边境，甚至“率兵遮绝海西诸胡之入贡者”，阻止其他卫所的正常朝贡活动。另外，朱祐樘较严格的限制女真朝贡人数。如弘治十四年（1501年）正月，海西城讨温卫女真首领伍因住等，乞求将每卫的入贡人数增至十人；建州等卫都督察安察等则请求允许每卫的指挥每人带舍人一名朝贡。礼部认为应该遵从旧例，不许增数。朱祐樘采纳此议。

朱祐樘在位时，明朝的邻邦或属国，如朝鲜、安南、暹罗、琉球、占城、爪哇等不定期来入贡，彼此保持了大体和睦的关系。但这一时期，明朝与安南等国的关系也存在不稳定因素。

成化时期，安南大举进攻占城，吞并了占城的大部分领土。占城王古来多次向明朝求助。弘治二年（1489年），占城以“安南仍肆侵占，居处无所”为理由，请求“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弘治三年（1490年），占城再次乞求明朝保护。鉴于占城使者多次来告，加之安南多次侵扰明朝边境，朱祐樘下诏道：“诏尔国王，勿徒为多言，其各守封疆，以享太平。不然，朝廷一旦赫然震怒，天兵压境，如永乐故事，得无悔乎？”这是自正统年间以来，明朝的最严重的警告。弘治八年（1495年），占城使者借入贡时，再次状告安南“侵扰土地”，请求明朝派遣大臣调解。面对占城的多次求助，明朝方面多次依靠“敕谕”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并没有对占城实行援助。除开弘治三年（1490年）的强烈警示之外，其余时候多为和平调节，对安南的侵略采取容忍态度。

朱祐樘驾崩后，以明武宗朱厚照名义下发的“大行皇帝尊谥诏”称：“洪惟我皇考大行皇帝，以圣德膺天命，嗣大历服，越十有八年。敬天法祖，尊亲睦族。亲贤爱民之心，靡所不至。用是民生乂安，海宇宁谧。治理之盛，超轶往代，于前烈有光焉。”

张懋（监修）、李东阳（撰表者）等在《进孝宗皇帝实录表》中说：“孝宗建天明道诚纯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道通三极，行备五伦。玄默躬修，诚明内蕴。礼隆郊庙，尤严祧祫之仪。养极宫闱，每谨晨昏之节。爱人材不轻于废弃，恤民情恒切于咨询。讲筵勤经史之功，苑囿绝游畋之好。翼翼文心之不已，巍巍舜德以难名。正虎步龙行，识太平之天子。河清海晏，知中国有圣人。方当善治之将，更尚有遗恩之未尽。一朝厌代，万国伤心。”

刘健、谢迁等在《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中给予总评：“上天性诚笃，简言慎动，涵养充实，而未尝自耀，渊然莫测也。……惟我朝自洪武之创业，永乐之定难，几六十年，已立亿万载太平之基矣。及洪熙之励精，宣德、正统之休养生息，天顺之振厉，成化之丰豫，又六十余年，气运之盛，于斯为至。上以戊申纪元，符于太祖以十八嗣位，合于宪宗。继体守成之道，光前褡后之业，方诸古人，若汉之文帝、宋之仁宗者，固不足议。上俪三代，成康其俦乎？然即圣心而充之，尧舜之治不外是也。神功圣德，播在天下，昭于后世者，固非文字所可模拟。”

万斯同等《明史》：

张廷玉等《明史》（武英殿本）：

英廉等《明史》（四库全书本）：“明有天下，传世十六，太祖以来，继体之君可称者，仁宗、宣宗、孝宗而已。仁、宣之际，国势初张，纲纪修立，淳朴未漓也。成化以后，号为太平。夫宴安则长佚怠，富盛则启骄奢。孝宗恭俭爱民，勤勤于持盈保泰。十八年间，朝序清明，民物康阜，非偶然也。虽其时监军镇守未革，刑馀内批，传奉尚沿秕政。而乾纲是饬，大德不逾，信为一代令主矣！”

李东阳：

朱祐樘即位之初，朝鲜进香使李封曾入朝参与宪宗丧礼，回国后，朝鲜国王李娎问：“新皇帝政治何如？”李封答：“政治严明，内外清肃，故有上书言欲诛万氏族亲者。又有言当朝大臣过失者。”一年后，另一位朝鲜使臣蔡寿启使明回国，对李娎说：“皇帝法令严明，中朝人皆称圣明。以先朝老宦皆移置于先皇陵侧。朝廷庶务皆委于贤士大夫。”弘治五年（1492年），李娎又询问另一位入贡明朝的使臣金自贞说：“中国太平乎？” 金自贞答道：“太平。但闻皇帝不豫，朝会望见，天颜殊瘦，皇帝初即位，皆称明断，今纪纲不严，雨旸不若，年谷不登，民甚困穷。向者朝会，朝臣各以位次序立，莫敢私语，今则或聚立私语，以此知纪纲不严也。”此后多年间，朝鲜使臣先后向国王汇报了“龙颜不润泽，常晏起视朝”“昵爱皇后（孝康皇后张氏），视朝常晏”“皇帝无日不视朝，但不听事耳”以及“皇帝日日临朝，无少间断。且朝中仪物焕然一新，班行整肃，步趋中节。……且皇帝不宝珠玉，御府珠玉一空，以此市上亦无买卖者”等信息，由此可见时人对朱祐樘的一些看法。

蔡清：

郑晓：“十九年间，财以足民为富，兵以薄伐为威，刑以缓死为恩，礼以随时为大，可谓与民休息，培植元气者矣。内外安宁，几至刑措。商周甲戊成康之盛，何以加焉！升遐之日，万方哀痛，如丧考妣，岂偶然哉！岂偶然哉！”

邓元锡：“闻诸父老言，敬皇帝之世，太平有象也。君臣恭和、海内雍安。兆氓益殷炽阜裕，学士争游情于三代两汉之文。洋洋巍巍，斯为盛。语曰：日中必礟，即欲为国家建治平无疆之统，斯千载一时矣。”

李维桢：“体貌大臣，开广言路，节用爱人，休息乎无为。近者歌讴而乐之，远者竭蹶而趋之。德泽上昭天，下漏泉。至于今父老称弘治之盛，虽汉文、宋仁，何以加焉！”

朱国桢：

何乔远：“帝仁心为质，布政优优。右威左德，先赏后罚。至于外戚太厚，中贵太盛，赐予太广，宁与之为有余，可谓如天之度，末年而圣。崩殂之日，深山穷谷，田畯红女，无不哀吟思慕，若丧考妣，家比成康焉。”

谈迁：“虽寿宁之戚，天下艳之，然宠如窦宪，尚难泌水之园；骄即武安，未请考工之宅。则帝心之端可知矣。”

查继佐：“帝业几于光昌矣。群贤辐辏，任用得宜，暖阁商量，尤堪口法。斥妖淫，辟冗异，停采献，罢传升，革仓差，正抽分，种种明断外，尤莫难于孝穆、孝肃之别祀，万贵妃之免议，于肃愍之旌功。所谓情而安之于义，又列辟之所不能忘也。升遐之日，万姓哀号，岂偶然哉！若夫待外戚过厚，赐予颇滥，冗员尚多，中贵太盛，囗或移心斋醮，纷费囗，盖积渐者久，未能遽革也。夫果深有得于《太极》、《西铭》诸图书，即何难骑龙而上仙哉！”

谷应泰：“三代而上，成、康、启、甲尚矣。降是，其汉文、宋仁乎？乃予所闻，于明之孝宗近是。……孝宗之世，明有天下百余年矣。海内乂安，户口繁多，兵革休息，盗贼不作，可谓和乐者乎！而孝宗恭俭仁明，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却珍奇，放鹰犬，抑外戚，裁中官，平台暖阁，经筵午朝，无不访问疾苦，旁求治安。非如曲江兴庆，赏花钓鱼，歌凤凰于卷阿，醉丰草于湛露，流连清燕，拟迹成周，恣咏太平，比踪虞德者也。当是时，冰鉴则有王恕、彭韶；练达则有马文升、刘大夏；老成则有刘健、谢迁；文章则有王鏊、丘浚；刑宪则有闵珪、戴珊。夫孔甲好龙，真龙降豢；孝武好马，天马西来。上所好者，下有甚焉。延揽之门开，外吏封还诰敕；诽谤之禁疏，小臣执奏椒姻。黄钟大吕，能生瓦石之音；帝室皇居，不弃栌梃之器。雍雍济济，斯为盛矣！然而郭镛、李广以中宫进，寿宁、二张以外戚进，烧炼斋醮以方士进，番僧庆赞以沙门进。夫弘恭、石显，已在病已之朝；廖光、邓骘，不绝马、邓之世。牛腹玉杯，能号后元；译书天竺，进自永平。盖盛阳之月，必有伏阴，舜、禹之朝，不无共、鲧。得志则虎变，失志则鼠伏，用之则风生，不用则泥蟠。是故管隰在朝，刁开难乱；孔明作相，黄皓无权。世岂有无小人之日哉？人君进贤退不肖之间，安危倚伏不可不审也。”

曾国藩：“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汉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时皆异材勃起，俊彦云屯，焜耀简编。”

孟森：

蔡东藩：

王毓铨：“在明中后期，如孝宗那样始终‘勤求治理，置亮弼之辅，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士，绝嬖幸之门’的皇帝可说是绝无仅有的。无怪乎史家将其与汉文帝、宋仁宗并称。而孝宗一朝，由于政治清明，相对而言，社会矛盾也相对得到缓和，其时农民起义也较前朝后代少得多。然而，弘治时期毕竟处于明中后期阶段，前几朝积累下来的问题已严重地显现出来。”

黄仁宇：“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郭厚安：

韦庆远：“他在嗣位初期，曾经有限度地纠正明宪宗成化皇帝朱见深的荒怠放纵等积弊，本人尚能听言讷谏，比较节俭，比较循规蹈矩，能够选用和信任比较持正的大臣，凡事不为己甚。特别是与他的祖父明英宗朱祁镇和他的父亲明宪宗朱见深相比，在个人作风和对朝政的治理上，确有些不同之处，……正因为如此，弘治继正统、成化之后，即使是有限度地拨乱反正，亦受到当时舆论及后世史家的好评。其实，弘治在其政治生涯中，亦存在着许多失误和可议之处，他本人算不上大有作为之君，智商才能亦无显著过人之处。加以晚期渐忘忧患，趋向荒怠，而且也颇好修斋建醮以祈福求佑；他惧内成性，纵庇皇后张氏家族的张鹤龄、延龄兄弟等人‘招纳无赖，网利贼民，势如翼虎’；也曾经宠信一些宦官，任其聚敛和擅作威福。总的说来，是一个瑜瑕互见，但其瑜略过于瑕的中等偏上之君。”

崔瑞德、牟复礼等《剑桥中国明代史》：

李梦芝：“弘治当然不同于太祖、太宗的创业，他是守成之君。作为封建皇帝，其政策出发点是维护封建统治，而其政权的基础是地主阶级，他还要依靠多数地主的支持，因此，他的改良，或者说是新政，只能是修修补补，而不可能是根本性的变革。再加上他个人性格的因素，使这些修修补补，也受一定程度的限制。但是，作为守成之君，他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南炳文：“在明代十六帝中，明孝宗……有许多优点，在历史上颇有进步作用。概括说来，其优点和作用有如下八条：一、在任人上能够斥逐奸邪、任用贤能。……二、在处理朝政中注意虚心纳谏，广开言路。……三、勤于政事。……四、重视节俭。……五、注意抑制勋戚中官的胡作非为。……六、经常减免灾区税粮，并赈济灾民。……七、为社会带来了一段安定时期。明孝宗在位一共十八年。在这十八年中，上述他的六项优点，虽然并没始终如一地彻底坚持下来，但大体说来是没有走上反面的。……八、对‘守成不易’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朱子彦：“有明一代，孝宗皇帝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君主。他在位期间，针对时弊，澄吏治、抑勋贵、慎刑法、固边防、尚俭约、求直言、用贤能，取得了‘弘治中兴’的治绩。”

方志远：“而实际上，孝宗不仅为文臣摆布，更受内臣摆布，从其种种行事，应该是个智商较低或者说是一个相对弱智的皇帝。”

刘隆有：“明孝宗朱祐樘为政颇多靓丽和温馨，史称‘弘治中兴’，是三百年明史罕见的最富暖意、最得人心的篇章。在漫长的华夏古史上，也属深蕴人性光辉的卷帙，《明史纪事本末》将其比之于西汉文帝和北宋仁宗之时。以明孝宗、刘大夏为主角的弘治勤政，也成为我国古史上最为感人的年代之一。”

卢忠帅：“但受传统思想及自身经历的影响，明孝宗仍有一些弊政，如宠信权臣、宦官，偏袒外戚、宗亲，沉迷佛道、宫廷娱乐等。而这些弊政，不仅对当朝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为后来明武宗的腐败埋下了伏笔。”

伍弱文：“朱祐樘在位共18年，励精图治，驱除奸佞，整饬吏治，重用贤臣，革除前朝弊政，采取保泰持盈的政策，保持了明朝的强盛地位，出现了‘弘治中兴’的局面。朱祐樘是中国历史上最人性化的皇帝之一。他的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

受母亲的少数民族血统影响，朱祐樘“隆准高额，颅骨耸起，俨如龙形”，“顶寸无许发（头顶一寸开外没有头发）”。从以上记载中，可以看出，他高鼻梁、高额头，是典型的南方少数民族特征。在入贡的朝鲜使臣的记录中，常有关于其“天颜甚瘦”“眉上高凸，容貌瘦劲，面色如铁”及“髯而瘦，颜色白”等样貌的记述。

童年的艰难经历，使朱祐樘养成了“寡言笑，慎举止”的沉稳个性。他待下较为宽容。如在处理万贵妃一事上，尽管传说中他的母亲纪氏是被万贵妃害死的，但当弘治初年，御史曹璘请求削去万妃的谥号，鱼台县丞徐顼则请求逮捕当时诊视纪太后的诸位医官并逮捕万氏家属，查问纪太后过世时的真实状况时，朱祐樘却认为这样的做法是违背先帝的意愿，拒绝接受。弘治十八年（1505年），户部郎中李梦阳应诏上书，洋洋洒洒五千余言，直陈时弊的“二病、三害、六渐”，最后痛斥寿宁侯张鹤龄等人的罪行。张鹤龄深恨李梦阳，摘出他疏中“陛下厚张氏”一语，诬告李梦阳在讽刺张皇后，其罪当斩。张皇后的母亲金夫人也在朱祐樘面前哭诉。朱祐樘不得已，将李梦阳逮入诏狱，不久后又释放，只是将其罚去数月俸禄而已。左右侍从劝朱祐樘对李梦阳施以杖刑，以泄金夫人之愤，朱祐樘不准，对尚书刘大夏说：“他们是想借杖刑打死李梦阳罢了，难道朕宁愿杀一直臣来取得左右的欢心吗？”李梦阳出狱后，曾在途中遇到张鹤龄，当即斥骂，并用马鞭打掉了他两颗牙齿，而张鹤龄也不敢与他计较。此事亦可反映出朱祐樘对待臣下谏言的优容。

朱祐樘在生活上能注意节俭。弘治元年（1488年），出使明朝的朝鲜贺登极使卢思慎曾对朝鲜国王李娎描述时人对朱祐樘的印象：“先皇帝（宪宗）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朱祐樘）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臣等慰宴时不奏乐，不设杂戏，劝花置于床上而不簪。大抵先皇帝弊政一切更张矣。”

朱祐樘在太子时期，得到博学多才的程敏政、刘健等人的指点，熟读经史，养成“仁孝恭俭”的品格。即位后仍然手不释卷，经常阅读《孝经》《尚书》《朱子家礼》《大明律》，稍有疑问立即请教儒臣法吏。

清代官修《明史·艺文志》收录有《孝宗诗集》5卷，可惜已经失传。除了在诗歌方面的兴趣，朱祐樘对于绘画、弹琴也很喜爱。清人姜绍书就提到朱祐樘爱好绘画与琴道的事情。当时，针对朱祐樘闲暇时弹琴的爱好，言官们就纷纷上疏劝说。朱祐樘看到奏疏后，笑着对近侍说：“弹琴对政事有什么损害？还要劳烦这些人说。”他本人对言官的劝谏虽不以为然，却也不以为忤，这正表现了他宽容的一面。他还尽可能地避免来自士大夫们的批评。例如，他擅长绘画，宫中也有许多画师。有一次，他赐给画师吴伟几匹彩缎，害怕言官们知道后没完地议论，对吴伟说：“赶快拿着回去，不要让酸子（此指言官）知道！”

据记载，朱祐樘学习书法，酷爱明初书法家沈度的笔迹，每日都要临摹百字以学习，又命内侍书写，甚至特授沈度之孙沈世隆为中书舍人。明人王鏊称赞朱祐樘的书法“奋豪落纸，思入混茫，气吞颜（真卿）、柳（公权），势压钟（繇）、王（羲之），渊停岳峙，玉质金相”。

根据《明史》《明书》等官方资料记载，朱祐樘一生仅娶妻孝康敬皇后张氏一人，从不纳宫女，也不封贵妃、美人，每天只与皇后同起同居。在历代皇陵中，都有妃嫔陪葬，而朱祐樘的泰陵只葬著夫妻两人。成年健康的皇帝一生只有皇后一人，在历史上几乎就是绝无仅有，明代学者在叙述此事时有褒有贬。

由明末清初毛奇龄所著《胜朝彤史拾遗记》、谈迁所著《国榷》尚可知，朱祐樘宫中有五名夫人：敬顺夫人邵氏，安和夫人周氏，安顺夫人刘氏，荣顺夫人孟氏，荣善夫人项氏。但夫人在明朝制度并非妃嫔称号，而是外命妇（公侯伯及一二品官正室）或内夫人（资深宫人或乳母褓姆）、内廷女官的封号（如朱祐樘的保姆封为佐圣夫人，《明孝宗实录》载“弘治五年正月乙亥赠宫人周氏为安和夫人，并赐祭葬”。因此很明显的这五名夫人实际上不是朱祐樘的妃嫔。

皇后：孝康敬皇后张氏

朱祐樘有诗集五卷，今多散佚。《明诗综》录其诗一首：《阙里孔子庙诗》。

与万贵妃

据明人于慎行记载，他在万历二年（1574年）从一个老宦官那里得知关于朱祐樘出生的秘闻。有一天，要陪宪宗睡觉的宫人有病，就让纪氏代替，纪氏在与宪宗过了一夜之后就怀孕。而当时正受朱见深专宠的万贵妃千方百计给有孕宫人堕胎，纪氏怀孕后也不例外，但却没有堕掉，对外宣称已堕，实际上暗中将婴儿朱祐樘抚养于西宫，不过朱祐樘头上有数寸许无发，就是堕胎药的后遗症。后来某天，宪宗在后宫叹息自己无子，一个小宦官说：“万岁已有皇子，第不知耳。”宪宗大为惊愕，询问此子何在，小宦官不敢说。太监怀恩禀报说在西宫抚养，已经三岁（应为六岁）。于是父子重逢，朱祐樘作为皇子也被公之于世。周太后（孝肃周皇后）担心朱祐樘被万贵妃谋害，便将朱祐樘带到自己宫中抚养。有一天，万贵妃请朱祐樘吃饭，周太后劝朱祐樘不要吃万贵妃给的东西，于是万贵妃给他食物时，他就回答：“已饱。”给他羹时，他说：“羹疑有毒。”万贵妃看到朱祐樘如此幼小就对她充满疑心，长大后自己肯定没有好果子吃，于是忧虑成疾。据说她还在朱祐樘被周太后抚养后将纪氏赐死（一说纪氏自缢）。这个故事被清修《明史》为代表的许多史书采信，并补充了一些细节，如保护纪氏和朱祐樘的宦官名为张敏等。

不过，明人沈德符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他引用了尹直《琐缀录》的一条记载：“纪后有娠，万妃恚而苦之。上令托病处安乐堂，以痞报，而属门官照管。密令内侍谨护。”即纪氏怀孕后，万贵妃非常伤心。宪宗密令纪氏称病，安顿到安乐堂，对万贵妃则说纪氏病“痞”（即肚子里长了硬块），万贵妃也就释疑了。纪氏分娩后，宪宗又密令内侍妥善看护。沈德符认为“（尹直）虽非贤者，然此时正长禁林，—亲履其事，岂有谬误。于公（慎行）起北方，早贵，并本朝记载不尽寓目，自谓得其说于今上初年老中官，不知宦寺传言讹舛，更甚于齐东（齐东野语）。予每闻此辈说朝家故事，十无一实者，最可笑也。”此外，大臣商辂在朱祐樘身世公开不久所上的奏疏中提到抚养朱祐樘的人就是万贵妃，如果此言属实，那么朱祐樘幼年时和万贵妃的关系恐怕并非如此紧张。

泰陵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笔架山东南麓东南麓，是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墓，属于“明十三陵”之一。泰陵建于弘治十八年（1505年）六月，正德元年（1506年）三月建成。占地约2.6万平方米。

刘健、谢迁等《大明孝宗敬皇帝实录》卷1~卷293

何乔远《名山藏》卷18~卷19

万斯同等《明史》卷14《孝宗本纪》

张廷玉等《明史》卷15《孝宗本纪》（武英殿本）

英廉等《明史》卷15《孝宗本纪》（四库全书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