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律》有劫略、恐猲、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略律》。

《贼律》有欺谩、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

《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

《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

《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

《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

《盗律》有勃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

《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辨，《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

秦世旧有厩置、乘传、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后以费广稍省，故后汉但设骑置而无车马，则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驿令》。

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及科令者，以为《惊事律》。

《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

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

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

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

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

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

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欧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于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改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

“八议”是封建贵族官僚中的八种人犯罪后,享有减免刑罚处分的特权制度。具体包括:一、议亲，指皇亲国戚；二、议故，指皇帝的亲密故旧；三、议贤，指朝廷认为“有大德行”的人；四、议能，指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的人；五、议功，指为王朝建立过卓著功勋的人；六、议贵，指一定品级以上的官员以及有一定等级爵位的人；七、议勤，指为国家勤劳服务的人；八、议宾，指前朝国君的后裔被尊为国宾的。上述八种特殊人物犯罪，司法官员不能直接定罪判刑，而要将他的犯罪情况和特殊身份报到朝廷，由负责的官员集体审议，提出意见，报请皇帝裁决，给予宽宥处理。一般情况下死刑均能免除，其他的刑罚则可以降等处理。

“八议”入律，始于曹魏的《新律》。同晋律一样，《新律》的编修者陈群、刘邵等也是当时的名儒。陈群出于颍川世家,自幼受儒家学说的教育,精通经典,主张崇德布化,其奏疏中动辄引用《周礼》《诗经》。刘邵长期执经讲学，对礼乐经典也有研究。《新律》在他们的编纂下，吸收了不少儒家学说的内容,，于“八议”的规定就是儒家化最明显的标志。自《新律》确立“八议”制度后，隋唐又加以进一步完善，以后各朝都相沿不改。

曹魏《新律》的主要特点有：

其一，在法典体例上，把《汉律》中规定刑罚种类和刑法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并置于全律之首，改变了在原先的《九章律》中具有总则性质的内容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的状况，也不同于《法经》将《具法》列为最后一篇的做法，突出了法律原则在法典中的统领作用，使法典的体例更为科学合理，被后来历代封建法典所沿用，称得上我国古代法典编纂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

其二，在内容上，在汉代《九章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诈伪、断狱等九篇，并调整了法典中与篇目不统一的内容，使法典的内容更丰富，结构更合理。

其三，规定了维护皇亲国戚官僚贵族等级特权的“八议”制度，将《周礼》中的“八辟”制度正式规定到法典之中，这是礼法结合的突出表现，也是法律儒家化的突出表现。

此外，还改订了刑罚制度，减轻了某些刑罚。

总之，《魏律》在法典体例和内容上所作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后世历代封建法典的制定都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