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后采取“郡国制”，郡县和封国并存，在中央实行与秦朝相同的三公制，地方实行分封制。皇帝分封侯国和王国，其中侯国只享有封地内的税收而无军事和行政权并受郡的管辖，而王国则拥有独立的政治和军事权力。对内注意兴修水利，减免赋税，为恢复农业发展创造条件；对外则和亲匈奴，维持边区和平。汉初的政策对恢复经济有显著效果，但亦导致一些弊端，对内的轻徭薄赋政策，令地方上一些豪强势力日大，形成土地兼并；对外则匈奴寇边日频。

刘邦晚年对有大功的异姓诸侯王起了猜忌之心。韩信最终被萧何用计被吕后处死，随后彭越、英布等异姓诸侯王也相继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刘姓诸侯王。刘邦曾立白马之盟：“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前195年，刘邦在讨伐英布叛乱时受伤，不治身亡。

刘邦死后，吕后逐渐掌权，继位的汉惠帝因受到吕后的刺激抑郁而终，汉惠帝死后，吕太后连立前后少帝为傀儡，并渐渐削弱刘氏，并封诸吕为王，掌握朝政长达十五年。

吕后死后，大臣不满吕氏干政，太尉周勃、丞相陈平施计夺取吕氏的兵权。并迎立刘恒继帝位，是为汉文帝。刘恒即位后减免赋役、主张宽刑，其子汉景帝刘启即位后沿袭，文景二帝主张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国力显著增强，史称“文景之治”。

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还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文景时期，文帝、景帝以“无为而治”，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推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因此，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专制统治进一步巩固。

此外，文、景重视生产，带头籍田，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废除酷刑，宽减刑罚，因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秩序日益安定。国家财富日益增多。文景时，“太仓有不食之粟，都内有朽贯之钱”。至汉武帝即位时，国家财政又上了新台阶。“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经过文景之治的治理，西汉国势蒸蒸日上，为大规模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景帝在位期间进行削藩，爆发七国之乱，委任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后，汉廷设法剥夺诸侯王的力量，加强中央集权。文景时期，西汉仍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然匈奴仍屡屡犯境，边患日益严峻。

汉景帝死后，刘彻即位，即汉武帝。汉武帝在位期间对内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王势力；并将盐铁和铸币权收归中央。对外派卫青和霍去病反击匈奴，将匈奴驱逐至漠北，始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但对外的战争也大量损耗了国力，赋役繁重、刑罚严苛导致后期发生民变；因开销甚大而创立“均输”、“平准”官，与民争利。另外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了中国专制社会的正统思想。

汉武帝时期，四处征战，吞并卫满朝鲜、收复南越、降服西南夷、远征大宛，开拓了北抵阴山、西逾葱岭、南包交趾、东并朝鲜的辽阔疆域，奠定了汉地的范围。

汉武帝在位期间奠定了西汉强盛的局面，故有“功莫大于秦皇汉武”之称，汉武帝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均有建树，因此历代史学家对其充分认可和赞叹。汉代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称赞他：“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清人赵翼在书中说：“武帝驾远驭……史称雄才大略，固不虚也”。毛泽东亦非常欣赏汉武帝，称其“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已诏，不失为鼎盛之世。”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自我反省过错，重启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致使国势趋于稳定，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刘彻之后，汉昭帝、汉宣帝相继即位，任期内西汉经济繁荣、政治稳固、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疆域辽阔、四夷宾服，被今人合称为昭宣中兴。

汉宣帝时期，西域各国纷纷脱离匈奴归附西汉，中原与西域交往日益频繁。前61年击败西羌，后委任将军赵充国实行屯田，加强边防，使羌人归顺。前60年，匈奴日逐王先贤掸率万余人归附，郑吉大破车师、威震西域，汉宣帝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正式设西域都护府，监护西域诸城郭国，总管西域事务，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与畅通，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匈奴呼韩邪单于于前51年朝见汉宣帝于甘泉宫，降服匈奴为北藩解决边患问题，促使西汉国力达到极盛，史称孝宣中兴。

前49年十二月，汉宣帝驾崩，太子刘奭继位即为汉元帝，汉元帝在位时期崇尚儒术。前36年，匈奴郅支单于被陈汤斩杀于康居，发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的时代强音，至此唯一反汉的匈奴单于被剿灭，汉匈战争告一段落。前33年，呼韩邪单于入朝求亲，汉元帝以宫女王嫱与之和亲。汉元帝在位后期，因土地兼并盛行、中央集权衰落、阶级矛盾加深致使西汉由盛转衰。

西汉后期，政治日益腐败，土地兼并成风，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种形势，有不少人向朝廷提出解决危机的办法。汉哀帝时，大司马师丹针对当时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的现象，提出对贵族豪富占田及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提出详尽的措施：从诸侯王到吏民百姓，拥有田产最多不能超过三十顷；占有奴婢的数量，诸侯王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吏民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富商大贾不得做官、不得拥有田产；田产、奴婢数量超过以上限制者，一律没收入官；官奴婢年在五十岁以上者，可以免为庶人。由于当时绝大多数豪强地主、贵族官僚都早已超过最高限额，因不愿放弃自身利益，所以这个建议刚一提出，即被束之高阁，成为一纸空文。切中时弊的建议无法实施，荒诞、迷信的理论蔓延起来。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宣扬汉代将终，应当改朝换代，甘忠以假鬼神罔上惑众的罪名下狱病死。甘忠的弟子夏贺良又提出汉历中衰，当更受命的理论，他对汉哀帝说：成帝不应天命，所以绝嗣。现陛下久病不起，灾异屡现，正是上天对世人的警告。为了延年益寿，生育子女，杜绝洪水灾异，应当更改年号。

内外交困的汉哀帝，在黄门侍郎李寻、司隶校尉解光等人的怂恿下，将这种作法当成救命的稻草，宣布再受命，主要内容包括：改建平二年（前5年）为太初元将元年，改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一个多月以后，汉哀帝的病情没有好转，却发现夏贺良与李寻、解光等人串通勾结，企图罢退丞相、御史，以李寻、解光辅政，进而控制政权，遂将夏贺良下狱处死，李寻、解光也被流徙到边郡。

此时的刘姓皇统在社会上、包括一部分官僚地主中，已经失去威望。外戚世家出身的王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迅速崛起，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在8年十二月，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西汉灭亡。

汉武帝时期武功昌盛，大规模开疆拓土，汉朝国威远扬。元朔二年（前127年），遣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置朔方郡、五原郡；元狩二年（前121年），汉将霍去病出陇右击灭居于河西走廊的匈奴部落，以其地设武威郡、酒泉郡，后又分出张掖郡、敦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攻灭南越国并进占海南岛，于该地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珠厓、儋耳九郡，又平西南夷设犍为，武都、牂柯、越巂、沈黎、汶山六郡；同年又平定东瓯、闽越，将其民迁往江淮；元封二年（前109年），吞并滇国置益州郡，将西南边界推进至云南哀牢山和高黎贡山；元封三年（前108年），灭亡卫氏朝鲜设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太初三年（前102年），又遣光禄勋徐自为筑外长城之光禄塞和居延塞，将西汉北疆推进到戈壁沙漠一带，自此奠定了汉地的基本格局；到了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又在乌垒城（今轮台县）置西域都护府，正式在西域设官、驻军、推行政令，开始对西域的控制。

西汉极盛疆域东并朝鲜、南据交趾、西逾葱岭、北抵大漠，国土东西宽9302里，南北长13368里。是当时世界上领土辽阔而强盛的国家。

汉初年设13郡7国，到汉平帝时，全国有103郡，1314县，32个道，241个侯国。长官最初称郡守，景帝时改称太守。

邑是皇太后、公主所封的食邑；道是设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级政区。2年，共有县、侯国、邑、道等县级政区1587个。万户以上的县称县令，万户以下的县称县长。

行部（又称刺史部）：自元封五年（前106年）始在郡之上又设了13行部，每个行部管辖若干郡（国）。但此时的行部是监察区，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政区。

刘邦和开国功臣出身低微，从而在汉初形成布衣将相的局面。春秋战国以前世袭贵族主宰政治的时代基本结束。汉朝统治者吸取秦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变秦朝的急切苛刻为汉初的宽筒疏缓，奉行黄老思想，实施“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成就了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文景之治”。

参见：三公九卿

汉承秦制，“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绿绶”，到了汉惠帝、吕后时期分为左右丞相，汉文帝二年“复置一丞相”，“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其职权大抵如陈平所言：“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育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焉。”宰相的具体权力分为五个方面：选官权、督察百官并有一定的执法权、上计考课权、总领朝议与奏事权、封驳与谏诤权。

除了丞相制度外，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军事、政务和监察，与丞相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汉武帝时期，出于加强皇权、弱化相权的目的，设立内朝逐步对相权进行削弱，并通过频繁更换宰相以及以细事诛杀宰相来加强皇权、树立自身对中央政权的控制。内朝的设立在完成上述目的之后，在汉武帝统治期间对外战争中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内朝作为一项制度其自身的就不是完善与成熟的。内朝具有根源于皇权的巨大的依附性，脱离皇帝领导，内朝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机构存在。同时，宰相不得过问内朝事务，也使得内朝成为政权内部一个相对于外朝的独立单位。总之，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内朝的设立增强了皇帝对朝政的控制权，使得专制制度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使得以宰相为首的外朝逐渐退化成为一个大政方针政策的执行机构。

参见：察举制、征召

汉初，官吏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

因此，汉武帝即位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在除沿用上述制度外，颁行了一套新的选官制度：

参见：九章律

刘邦在入关之初的时候就约法三章，但只是临时措施。西汉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

汉武帝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控制，于前106年，把全国分为13个监察区，称为“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刺史每年秋天巡行郡国，以“六条问事”。第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其他五条是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凡地方官吏不奉诏书、苛虐百姓、察举不公，子弟不法。或与豪强有勾结行为的，刺史闻察后，直接上奏皇帝，进行制裁。这对抑制地方豪强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官吏的控制有明品的作用。

为了巩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西汉前期是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来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汉武帝时期强化了军队，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孤儿。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汉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的军事主力。

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叫郡国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参见：汉朝经济

西汉时期牛耕和铁器的使用非常普遍，手工业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纺织业和瓷器制作发达。西汉是中国古代商业非常发达的一个朝代，国家的稳定和交通的发展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不仅国内贸易，而且对外贸易也非常发达。通过丝绸之路西汉甚至与古罗马、印度等国家有间接的贸易关系。

汉初，为了恢复经济和农业生产上的需要，西汉政府曾下令禁止杀牛和盗牛，并曾在北方边境设苑养马。这一举措使得广大农民更加视饲养牲畜，牛耕，也辅以马耕进一步普遍，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而在江南地区由于开发晚和冶铁业不发达，还处的火耕水耨的状态。

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汉初，黄河屡次决堤。前132年，黄河又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前109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修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与此同时，又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于是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前111年，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前95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所谓“代田法”就是将每亩田分成六份-三垄（垄台）三甽（垄沟），每年垄甽互换位置以休养地力。具体办法是甽宽一尺，深一尺垄也宽一尺，垄甽相间，把种子种在甽里。出苗后，除去垄边杂草并翻土以培苗根。到夏天，则垄尽而根已深。次年，互换甽和垄的位置，依样种植。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新式农具。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证明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

到汉成帝时，氾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区种法”。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六千余万，比秦朝增加两倍以上。

汉代之前主要靠人工春米或其它谷物。汉武帝时，已经有了用畜力拉的大石磨。此外，脚踏的“戥碓”，利用水力的水碓和水碓磨，筛谷用的风车，在西汉也都已出现。桓谭《新论》在谈到粮食加工时说：“及后世加巧，因延力借身重以践碓，而利十倍杵春，又复设机关，用驴、赢、牛、马及役水而春，其利乃且百倍。”河北满城中山王陵墓曾出土过一件用畜力拉、带有铜漏斗的大石磨。史学界一直认为扇谷用的风车到北宋时才出现。在河南洛阳和济源汉墓中出土了两件风车模型，从而也把风车的历史提前到了西汉。

关于西汉的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晁错曾说：“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汉初行小亩，每亩约当今0.2882市亩，每石约当今0.2市石。按照这个数字，汉初每市亩田地约可产粟或麦六斗九升。《淮南子·主术训》又提到：“一人躔耒而耕，不过十亩，中岁之获，卒岁之收，不过亩四石。”《淮南子》成书于汉武帝时候，开始行大亩，每当合今0.6916市亩，四石之收，折合今制每市亩约产案或一石一斗五升。不过这大概已是高产田了。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

西汉时期汉服丝织业发达，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今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縠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汉服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汉服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墓中还有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非常精美。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今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前113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 一合法的货币。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国家仅设官收税。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建议，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前110年，汉武帝采纳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前119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当时西汉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西汉的赋税制度包括田租、人口税和更赋三项。田租，是按土地征收的赋税。汉初以来，先后实行过十五税一、十税一、三十税一和临时免收等法。人口税，按年龄不同又分为算赋和口钱两种，算赋即丁税，15岁至56岁男女，每人每年纳120钱，称为一算。口赋是儿童税，7岁至14岁的儿童每人每年纳20钱。更赋，是一种代役税。西汉规定男子23岁至56岁之间，除服兵役两年外，每人每年在本郡服役一个月，称为“更卒”，不服役的，出钱2000，叫“践更”；每人每年还要戌边3天，不服役的，出300，由政府用钱雇人，称为“过更”。是一种以钱代役的办法。西汉初期赋役制度，虽然沿袭秦制，但其判削程度比秦朝大为缓解。

刘邦入据关中以后，萧何按照秦的图书户籍征赋课税。西汉建立后，进而把这一措施推广到全国。下令逃散在外的农民一律返回本乡，进行了全国的人口登记，按秦制，在县以下建立乡、里、什、伍组织。乡设三老；里设里正，掌百家；什长主10家；伍长主5家。建立了周密的户籍制度，称为“编户齐民”。用以督缴赋税、催派徭役、维护地方治安。

秦代末年由于长期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人口约为1300万，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轻徭薄赋，至汉武帝元光元年（前134年）全国人口约达3600万，汉武帝后期因沉重徭役导致在籍户口锐减，至于史书中的”户口减半“是因民众不堪重负逃税导致人口登记不实。

汉武帝晚年颁布罪己诏重启汉初息兵养民的国策，继任者霍光、刘询沿袭，至汉宣帝末年（前49年）人口已达5000万。到汉平帝元始二年（2年），在籍人口达59594978人，垦田8270536顷，为两汉之最。学者考虑到未纳入统计的隐户及迁居汉地的外族，因此认为西汉末人口应有6300万。

参见：汉朝文化

赋是西汉时期的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当时一般文人都爱作赋。汉初流行骚体赋，是从楚辞发展起来的一种长篇韵文，主要为抒情言志。代表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鹏鸟赋》和枚乘的《七发》等。到西汉中期，一种铺陈夸饰的散体大赋逐渐盛行，以称颂宫廷的豪华壮丽、渲染帝国的强盛繁荣为主要内容。中后期赋家甚多，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和扬雄的《长阳赋》、《羽猎赋》等为代表作。汉赋内容空泛，词句华丽，形式呆板，因而文学价值一般，但在艺术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乐府诗是西汉时期的新文体。汉武帝时设立官府音乐机构，由协律都尉李延年主持，搜集民歌加工为乐府歌曲，于是形成了乐府诗这种文学形式。由于它以民歌为基础，所以内容广泛，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十五从军征》，写了一个长期服役的老兵，80岁时回到家乡所看到的亲故皆亡、家园残破的景象，其他如《战城南》、《东门行》、《陌上桑》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暴露了时弊，有一定的人民性和浓厚的生活气息。

西汉的散文一反献体的文风，特别是文字生动，说理深刻的政论文影响较大。以贾谊的《陈政事疏》、《治安策》、《过秦论》，晁错的《论贵粟疏》、《徙民实边疏》，桓宽的《盐铁论》为代表。这个时期散文最高成就当推司马迁《史记》，书中内容，许多传记，内容保刻、形象生动、文笔优美，把历史人生写活了。《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而且是一部优秀的散文集。鲁迅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代民歌的体裁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动灵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

春秋战国时代有所谓“儒墨道法”，即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但自行法家之法的秦朝亡国后，汉朝有鉴秦亡经验，乃先用道家之法治国，是为黄老之术。直到汉武帝时，思想上已有大改变，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为儒学深深影响中国文化之始。

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取黄老思想指导的“无为而治”统治政策。“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汉书·艺文志》记载有关黄帝书5种，计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 篇，《杂黄帝》58篇，《力牧》22篇。但是，由于“黄帝之学”的著作均已佚失，所以“黄帝之学”是否在历史上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存在过，后世不太清楚。自从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发现了帛书《十大经》、《经法》、《称》、《道原》等珍贵文献之后，这个问题就比较清楚。可以肯定，上述帛书就属于“黄帝之学”的著作，黄帝学说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代表作是陆贾的《新语》。陆贾总结了秦王朝覆灭的教训后，提出了无为的政治主张。他认为：“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他理想的政治是：“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近者无所议，远者无所听。邮无夜行之卒，乡无夜召之征。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也就是主张统治者对人民少干扰，使其安居乐业，这样就可以缓和矛盾。

汉初“无为而治”的思想，促进丁封建统治秩序的巩固，为社会生产的恢复创造丁条件。但是，随着汉政权的逐渐巩固，出现了新的问题。“和亲”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匈奴的骚扰，“分封”潜伏着割据分裂的危机。因此，文帝时，贾谊上《治安策》尖锐地指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这样，到文景时期，逐渐由无为变成有为，儒家思想逐渐抬头，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有利条件。

董仲舒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学独尊，而且把孔子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他给汉武帝上《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鍀》是其代表著作。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说和“天人感应”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变化，国家的兴亡，都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能感动天。这为两汉谶纬迷信思想的进一步泛滥提供了理论依据。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人间的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他说:“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谁反对皇帝就是反对上天，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不是为皇帝而生人民，而是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削夺他的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它也可以被利用来反对皇权。

董仲舒还大力宣扬孔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封建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上等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惟有下等的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只能永远当牛马和奴隶。他以这种地主阶级的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制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从上述董仲舒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专制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阶级所信奉。

《史记》由司马迁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在中国的历史学和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包括上下3000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部分：本纪12篇，按年记述帝王之事，为全书之纲；表10篇，按世代或年月分别记载历史大事；书8篇，对古代经济、文物、制度、天文、地理等进行专门记载和论述；世家30篇，叙述秦以前各地方政权和诸侯王的历史和事迹；列传70篇，记载上至王公贵族，下至隐士、说客、名医、刺客、卜者、演员的事迹。全书共130篇，52.6万余字，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和纪事，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2000年间的正史编纂开了先河。

《七略》为刘歆编写的中国最早的目录学专书，汉成帝时，下令在全国征集图书，由刘向负责校对，整理。刘向对各种图书校定篇目、编排次序、校勘讹字脱简，然后写成正本；同时对每书撰写一篇叙录（述内容提要、作者生平和学术源流等内容），载于书内。刘向又汇集众书叙录面成《别录》20卷。但他未竟其业而亡。汉哀帝复命刘向之子刘歆继任校书事业、刘歆在《别录》的基础上，撮要编成《七略》：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其中，辑略为全书总述。后来，班固删削《七略》而著《汉书·艺文志》。《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和图书分类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珍贵的古代学术史。

西汉时期宗教本意在于强化君权，但在方士的影响下，汉武帝时期的宗教大典其功能在于追求一己成仙。经过儒生的不断努力，通过改变祭祀地点、仪式与主神等方式，才在西汉末期使国家宗教政治伦理化，并恢复了其世俗性功能，从此，封建王朝的国家宗教才成为维护统治为主要目的的宗教工具。

西汉末年，佛教传入中国。

《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是中国最古老的数学著作。另外，从西汉时期开始中国也有非常详细的天文记录，包括公认的人类第一次对太阳黑子的记录，此外针灸和造纸术可能是在西汉时期被发明的。

西汉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谶纬神学的流行，对观测星象很重视。长安建有很高的观象台，天文郎昼夜不停地观察天象的变化，如实地及时记录下来，为天文学积累了大量资料。《汉书·天文志》就有关于流星雨、客星（恒星明亮突变现象）的记录和太阳黑子的两次记载。一次是元帝永光元年（前43年）四月所记黑子的情形是“日黑居仄，大如弹丸”；另一次是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所记黑子的形状为“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世界公认的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比欧洲早900年，伽利略在1610年方看到黑子。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星占》中，记载了秦汉之际五大行星的运行规律，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星表实物。武帝时落下闳、宣帝时耿寿昌等人曾创造了早期的浑天仪，用来观察天象，表明西汉时的天文学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西汉的历法成就较大。汉初，使用秦时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到西汉中期，《颛顼历》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现象，不精确。于是汉武帝命司马迁、落下闳、邓平和唐都等改订历法，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编成了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第一次把24节气订入历法，并可预知日食，校正朔望，指导农时，是中国历法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汉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制成《三统历》，规定一年为日，一个月为，19年置7个闰月。《三统历》是比较精密的历法。

《周髀算经》是中国《算经十书》之一。大约成书于西政中期，主要阐明当时的盖天说和四分历法，在数学方面，它使用复杂的分数算法和开平方法，并最早利用勾股定理，还提出“一周三”的圆周率，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数学名著。

《九章算术》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它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数学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著作。作者不详。西汉早期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对它进行过增补删订。全书分9章，246个例题。其内容包括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均输，盈不足，方程，勾股等九个章节，系统地总结了中国从先秦到汉代的数学成就。其中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数学成就。上述成就比印度早八百年，比欧洲早一千余年。此书于隋、唐时传入朝鲜和日本，被定为教科书，现已译成英、日、俄等国文字。

通过《九章算术》和《周髀算经》这两部书，可知西汉中后期的数学成就已经很高了。

氾胜之是西汉著名农学家，曾以轻车使者的名义在关中平原提倡种麦，获得丰收。他所撰的《氾胜之十八篇》被后世统称为《氾胜之书》。该书总结了关中一带农民耕作的经验，其中最突出的是区田法（区读音ou，即点种法）和浸种法（在种子上粘上一层粪壳作为种肥）。此外还有耕田法、种麦法、种瓜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等。发展了战国以来的农学，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技术水平。

西汉时期医学有很大发展，建立了较完整的中医学体系。当时的医学理论尽管有阴阳五行的外衣，但对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和治疗方法的解释，则包含着辩证观点。《黄帝内经》和《难经》是西汉医学理论的代表作。《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两部分，《素问》阐述病理现象和治疗原则，《灵枢》记述了针灸法。《难经》是讲述经脉、腑脏、针法及处方的专著。当时著名医家淳于意，医术甚精，还注意把病人情况和治疗过程记录下来，为中国最早的“病历”创始人。

西汉时，尸体的防腐技术很高。据《后汉书·刘盆子传》记载，赤眉军在长安发掘了皇室陵墓，发现历200余年的吕后尸体“凡有玉匣殓者率皆如生”。1972年和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长沙马王堆发现的女尸和江陵凤凰山发现的男尸，在地下保存2000多年，尸体基本完好，这可以说明西汉时防腐技术已相当先进。

西汉时发明造纸术。1933年在新疆、1976年甘肃地区的汉代烽寨中，1978年在陕西扶风县的西汉窖藏中出土现了汉宜布时的麻纸片。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中出土了西汉早期的纸，绘有地图，纸薄而的，纸面平整光滑，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到相当水平。纸的发明是中国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西汉时期的美术起点是战国时代美术的水平，生活是直接描写的对象，开始逐步发展写实的风格，而这也是古代美术发展的新的起点。艺术的认识生活的作用，在范围上和方法上，都因汉代美术的发展而进入新的阶段。

西汉美术题材的多方面性，说明西汉美术的百科全书的性质。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哲学等社会思想意识的内容，美术家都企图用造型的方法加以表现。相对于这一时代的历史水平，西汉美术的题材是广泛地来自社会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的。

西汉的雕刻艺术有很大发展，以石雕最具代表性。保存至今的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刻群，引人人胜。内有一尊“马踏匈奴”雕像，是为纪念霍去病的战功而刻的，造型生动，神态逼真。其余伏虎、卧马等许多石刻，利用天然石料顺势加工而成，都气魄雄伟、形象动人。此外，四川雅安高颐墓前的石辟邪(石像)，气势雄壮，栩栩如生。

西汉时的音乐也有很大发展，汉武帝时李延年曾为《汉郊祀歌》十九章配乐，并组织大型宫廷乐队，演唱刘邦的《大风歌》时，有歌队120人。李延年又模仿张骞从西域传来的《摩诃兜勒》曲，作“新声”二十八解，用于军中，称“横吹曲”。长沙马王堆软侯墓出土的木瑟、竽、十二乐律管，说明当时的显贵之家都有自己的乐队，也表明西汉音乐的发展情况。汉武帝以后，琵琶、箜篌等乐器从西域传入中土，丰富了汉人的音乐。

西汉初年，盛行楚舞，后来巴渝舞也传入了长安官，汉武帝时，安息曾以骊轩“善眩人献于汉”。西汉人喜爱舞蹈，无论民间酒会或是祭祀喜庆，一般都载歌载舞。1969年在济南无影山发现了西汉舞乐俑一盘，上有舞俑、奏乐俑、杂技铺、指挥俑。拱手立观俑等，形态通真，生动反映了当时歌舞表演的场面。

汉代人们善于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等情感通过歌舞的形式表达出来。这也是汉代歌舞盛行的一个主要原因，汉画像石、汉俑中的图像就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器乐的合奏与伴奏都不是独立存在的，但是在民间音乐文化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歌、舞、百戏共同构成的宏大场面中，器乐演奏为更好地表现乐舞百戏，烘托气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陶俑和汉画像石中主要的乐器有吹奏乐器，如埙、排箫、笙、笛等；弦乐器，如琴、瑟、箜篌等；打击乐器，如建鼓、鼗鼓、筑、节等。

角抵就是摔跤，角抵在中国源远流长。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禁止民间私藏兵器，作为徒手相搏斗的角抵兴盛起来。汉代，民间出现了一种由“蚩尤戏”发展而成的两个人在公开场合表演的竞技活动，已经具有后来摔跤的基本特色，并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汉代角抵活动十分普及，据载当时的角抵戏规模宏大，轰动京城，老百姓们甚至跑几百里的路去观看助威。

汉武帝时击匈奴，征大宛，收服两越，通西南夷，东灭朝鲜，后来设立“西域都护府”，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正是从西汉开始，奠定了中华的版图疆域。

秦汉之际，冒顿首次统一匈奴，建立了奴隶制政权。冒顿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耆王统治西边。

匈奴经常侵扰西汉边疆。前201年，冒顿单于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攻晋阳（今太原）。刘邦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围困于平城白登山（今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采取“和亲”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送去丝绸、粮食、酒等物品。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汉文帝十四年（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汉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汉武帝即位后，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元光二年（前133年）至元狩四年（前119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元朔二年（前127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在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元狩四年（前119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同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击败匈奴左贤王。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斗争也日益强烈，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汉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甘露三年（前51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

竟宁元年（前33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王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

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

建元三年（前138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入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不愿东归。张骞只好东返。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元朔三年（前126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同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元鼎二年（前115年）张骞回来，乌孙派使者几十人随同张骞一起到了长安。此后，汉朝派出的使者还到过安息（波斯）、身毒（印度）、奄蔡（在咸海与里海间）、条支（安息属国）、犁轩（附属罗马的埃及亚历山大城），中国使者还受到安息专门组织的二万人的盛大欢迎。自此，丝绸之路正式开通。

元封三年（前108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太初元年（前104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神爵二年（前60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在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在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自滇以北，到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巂、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公元前111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巂郡（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今甘肃成县）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夏两地人民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号东瓯王。在南越地区，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汉文帝即位后，赵佗废帝号称王。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便向西汉中央请求内徙，遂被迁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公元前113年，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年底，破番禺（广州），灭南越，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南海（今广州）、郁林（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今广东合浦县北）、珠崖（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今海南儋县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中原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人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夏、越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西汉时期，在中国东北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等。

肃慎是古老民族，也称“息慎”、“稷慎”等。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挹娄，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以南一带。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宫室等。

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称乌桓。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迁徙。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于是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打败后，逃至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为邻，其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均与乌桓相似。

高勾丽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际，为东北的“高夷”。居于夫余南，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建立高勾丽国。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与汉族来往密切。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汉武帝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拓了链接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欧亚非的丝绸贸易就此成型。汉使到达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诸国。其中最远到达的犁轩城，位于埃及亚利山大港。西汉文化对东亚和东南亚国家的影响深刻，越南、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都接受汉文化的影响，东亚文化圈开始形成。

中朝两国之间很早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交往。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曾成批地迁往朝鲜，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后被立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汉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元封二年（前100年）秋，汉武帝派楼船将军杨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朝鲜首领卫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卫右渠被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其原境内设汉四郡统治。

西汉与东亚的日本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西汉时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从身毒贩运去的中国邛竹杖和蜀布。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

西汉时期的南海航线还可以到达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和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

西汉时，与东南亚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有瓯雒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及瓯雒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自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雒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

缅甸从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秦汉时期就有了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西汉对外的水路交通正式开辟。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

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今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从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了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中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并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西汉末年时，通过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吐鲁番附近）、龟兹、疏勒丝绸之路

西汉这时粮食的品种，在北方以粟、麦为主，也种植少量的黍、豆、麻、高粱、粳稻等；在南方仍主要种稻。入汉以后，北方人民已改变了战国以菽、粟为主要食粮的习惯，而以粟、麦为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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