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7年，北洋政府加入协约国阵营，停止对德国赔款。“一战”结束后，根据《凡尔赛和约》，中国中止对战败的德国、奥匈帝国的赔款。“十月革命”爆发后，1924年苏联政府表示放弃俄国的庚子赔款。1925年，英国国会通过“中国赔款案”，放弃中国尚未支付的庚子赔款，此外，比利时、意大利分别于1925年、1933年订立协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荷兰于1926年将剩余庚子赔款全部还给中国，各国相关赔款主要用于文化教育事业。而日本则挪用庚子赔款资助对华的文化侵略。

直到1939年初，国民政府才正式全面停止偿付庚子赔款。据统计，中国累计支付庚子赔款本息总额约6.52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收到后退还的赔款约0.76亿海关两，中国最终实际支付赔款约5.76亿海关两，占赔款本息总数的58%。

这种以掠夺为内容的经济制裁，留给赔款者的是深重的民族苦痛。其一，从1895年到1913年的18年里，中国民族资本开设的厂矿共有549家，其中资本在100万元以上500万元以下者，不过17家而已。但截至庚子赔款最后减免或停付为止，中国历年所付白银已达6.5237亿余两，折合银元近10亿。以此量彼，可以见巨量资金流失之下民族经济生机被压抑的程度。

其二，据当时各国调查，中国全年财政收入为白银1亿两，而支出则需1.1亿两，这使得中国不得不将外部的压力转化为内部的压力：每年赔款均分摊入省，各省又分摊入州县，州县复分摊于各色人等。最后的结果是丁粮加派和旧税愈重、新税愈多，中国社会的每一个人都承受了庚子赔款之苦。由此产生的一个结果是使得人们更加憎恶外国列强；另一个结果则是抗捐抗税的斗争成为民变主要内容之一。在晚清最后十年里，它们促成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为后来武昌起义的猛烈一击准备了某种现实的条件。这两种结果，都显示了经济之转化为政治，影响了社会，促成了半殖民制度的确立和半殖民地程度的深化。

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明恩溥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

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1908年10月28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

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在美国影响下，英国国内开始出现关于退还庚款的用途和管理的各种建议和争论。同时，中国政府和人民也掀起了要求英国退还庚款余额并力主中国在庚款用途及主权上拥有自由的斗争。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斗争及当时英国国内外复杂形势，英国最终不得不在此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1930年9月19日和22日中英双方就庚款问题进行换文。两次换文的主要内容是：庚款经英国议会通过后即退还中国；该款大部分投资于铁路修建及其他生产事业上，所得余款利用于教育事业；由中国任命组织一中英庚款委员会，分配及管理该款。

1930年12月12日英外交部向议会提出庚款用途法案，1931年3月5日该法案在议会上院通过并得到英王批准。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俄罗斯帝国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

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1924年12月1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

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

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1905年7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9763日元折合1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1905年以前的所谓“镑亏”724487日元（514916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

1914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了缓付5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的条件做诱饵。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1917年12月1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缓付5年。1922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5年的期限已满，于第二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72108776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据此，日本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了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这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1924年2月6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共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10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

《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4年颁布了《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4月2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早在日本初议退回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就群起反对。1923年6月26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

1925年5月4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由中方10人，日方10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3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有鉴于此，5月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6月3日，教育界19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拒绝日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1926年6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我国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8月6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11名委员，多数迎合日本意旨，号召国人不承认他们的所做所为。8月13日，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21日，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参加会议，国内教育团体表示，不能承认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还。教育改进社通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的行动。

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从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赔款达45731181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中国实付与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99%，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有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不到整个庚款的19%。日本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不了其侵略实质。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项的机构来看，1923年4月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12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

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1917年3月14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

1901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受邀到山西办理“教案善后事宜”。李提摩太所拟《办理山西教案章程》，除提出惩凶、归还教会财产及道歉以外，还提出了使用赔款办学的要求。《章程》第三条规定山西全省共罚“银50万两，每年交出的款五万两，以十年为止，但此罚款不归西人亦不归教民，专为开导晋省人知识，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使官绅士庶子弟学习，不再受迷惑，选中西有学问者各一人，总管其事”。该章程于1901年5月29日递交李鸿章，李表示全部同意，并电告晋抚岑春煊照办。1902年6月7日，山西大学堂开办。

清华基金的由来

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唐国安参与“庚款留美”的具体组织工作，担任外交部、学部所共属的“游美学务处”会办，进而成为清华学堂副监督、监督。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1910年，唐国安为游美学务部肄业馆选址清华园，经奏准取名“清华学堂”。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

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1912年10月17日，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唐国安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

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

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

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今日运作情况

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介绍，即使到当前，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他说，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根据他和北京清华校长顾秉林的确认，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