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因不满曹锟当局统治辞去公职，设立律师事务所，创办法律周刊，受聘国立法政大学校长。

1925年9月受北洋政府派遣赴广州调查“沙面惨案”。同月任中日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方委员。

二十年代初，与汪有龄等人在北京创办私立朝阳大学，1927-1939年任校长。

1926年迁居上海，从事律师业务，曾义务为“救国会七君子”辩护。抗战期间多次拒任伪职。

1938年7月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

抗战胜利后继续执行律师业务，多次拒任国民党政府职务。1949年1月，受李宗仁邀请去北平试探求和。

1949年秋，应毛泽东手书邀请，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被推选为全国政协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委员。

1953-1960年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馆长。

1960年2月9日，因病在沪逝世，享年82岁。

是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一届政协常委。著有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多种。

自1927年蒋介石上台以后他未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基本上以律师为职业。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庸表现出很高的胆识与气节，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尊重，也得到统治当局的垂注。1936年他在上海从事律师业务，这时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以宋庆龄为首的广大文化知识界人士发起了强大的反抗和营救活动，法律界组成以江庸、张志让为首的阵容强大的辩护律师团。那时法院的法官大多为江庸的弟子和属下，他作为一名律师出庭为被迫害的“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三省，成立伪满洲国。江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谴责日寇侵略罪行，并指名出任伪职的学生赵伯欣叛国投敌，为虎作伥，声明脱离师生关系。1936年初他受聘任南京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6月，他代表中国律师协会参加在维也纳召开的国际律师协会世界会议，10月途经莫斯科回国。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上海沦为孤岛，日、伪筹组南京伪政权，授意汉奸温宗尧拉拢江庸出任伪职，遭到他严辞拒绝。1938年7月，在举国一致抗日呼声中，在汉口召开国民参政会上，江庸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议员，担任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在武汉期间，蒋介石恐吴佩孚出任华北伪政府首脑，曾请江庸去函拒日劝诱，得吴答复将坚持民族气节。

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江庸公然宣称:“我素来反对内战。老蒋的‘讨伐命令’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那时江庸仍担任国民参政会主席团成员。1946年11月，他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一党操办的国民大会。1948年，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江庸致函力辞不就。

1949年初，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着手与共产党议和。李代总统急于找几位共产党能够接受的无党派民主人士，前往北平试叩和谈之门。李专程飞沪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等赴北平。江等表示：议和得于民心，愿前往一试，但我等既非国民党员又不在国民政府任职，宜以民意代表为好。李亦以为然，遂由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另有一位是一贯主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员邵力子，则以私人身份同行。1949年2月14日，“四老”到达北平。叶剑英受毛主席指派与四人分别交谈。江庸说：“和平是合乎全国人民心理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的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共产党也不宜拒绝。”叶表示将代为转达。2月19日，叶剑英传达重开和谈已经毛主席允许了。2月22日“四老”在傅作义、邓宝珊陪同下到达西柏坡，受到周恩来、杨尚昆等迎接。

毛泽东主席与“四老”约谈两次，每次均在一个多小时。江庸虽1945年在重庆见过毛主席，但未及深谈，此番得以亲睹风采、畅聆教诲。毛并未谈及政治和军事，只是随意漫谈，毫无拘束。这两次谈话使江庸对毛主席更加敬佩。毛曾问到：“你们看蒋介石为何失败？”江庸答：“我以为主要是不能用人，只能用奴才，不能用人才。”毛点头会意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的，欢迎你们几位老先生推荐人才。”

1949年秋一天，江庸在上海自己的律师楼里收到一封笔迹苍劲飘逸的来函。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缄”几个铅印红字落款上边赫然展现一个大的“毛”字。江庸急忙展开书柬，但见全文如：“翊云先生：大示敬悉。时局发展甚快，新政协有迅速召开之必要，拟请先生及颜人俊（即颜惠庆）先生参加，不识可以成行否？许（即许藻容，法学家，江庸推荐给毛主席）先生事，已嘱法学方面的同志注意延接。草复。　敬颂道安！　毛泽东。”

当时已71岁高龄的江庸，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了1949年9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并于10月1日下午登上天安门，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庸当选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华东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委员，历任上海市文史馆副馆长、第二任馆长。1960年2月9日病逝于上海，享年82岁。

江庸先生平生不事蓄积，逝世后所遗款三千元、公债二千元。在他逝世前，遗嘱夫人徐琛请上海市文管会徐森玉对家存文物进行鉴定，凡有价值者，由家属全部捐赠国家，计122件。

开创法学教育

在中国近代史上，江庸是清末法学教育的开创者，更是一个“立功、立言、立德”的法律人物和政坛要人。

幼时，江庸随父亲官职变化辗转各地，后定居成都。他10岁习小篆、读《文选》，14岁习制艺文，16岁治诗、古文，20岁进成都中西学堂学习英文。当时正值19世纪末叶，此前三十年日本已发生了划时代的明治维新运动，因而日本东京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策源地之一。1901年，江庸为了寻求祖国强盛之路，毅然决然漂洋过海到日本留学。

在六年的留学生活中，他不忘满清政府统治下积贫积弱、风雨如磐的祖国。从他的诗句“姑射仙人隔云海，雨肤玉色自晶莹”，可以看出他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切与担心。在日本早稻田等大学读书期间，他结识了梁启超、秋瑾、蔡锷等维新派和民主革命派人士，阅读了大量倡导革命的书籍，逐步树立了为祖国富强和人民安定而奋斗的人生目标。1909年，参加归国留学生考试，以一等第四名授大理院推事兼任京师法律学堂监督。从此，江庸与法学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华民国成立，江庸留任大理院推事兼北平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民国十三年（1924年）受聘为国立法政大学校长。为培养法学人才，推动中国法制现代化，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与汪有龄等集资创办私立朝阳大学，1927年起主政朝阳大学。抗战期间，该校迁往成都。1939年，陈立夫以“聘用教员须先经教育部审查”为给予经费资助之条件。江庸因其妨碍学术自由，辞去校长职务。朝阳大学为近代中国法学教育作出巨大贡献，培养了一批法律人才进入司法实务部门。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成就了“无朝（阳）不成（法）院，无吴不开庭”的“北朝阳，南东吴”佳话，奠定了在民国法学教育史上的地位。

2014年，曹东在《检察日报》发表《见证一个新纪元的开端——民国法律人之江庸》，提出：“在民国教育史上，很多教育大家与某一所或几所大学结缘……每当提到这些学校，我们总会想到一些人。比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还有这里的江庸与朝阳大学。 ”

正义律师代表

江庸是中国近代骨头最硬的正义律师代表。生当乱世，身处军阀争权夺位的旋涡之中，他对腐败苟且坚决抵制、绝不妥协;对正人君子则不顾安危，舍身相助。他一生谨遵“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受到知识界和政界的尊重与关注。1918年，直系军阀曹锟等电请北洋政府特赦张勋复辟时期的罪犯张振芳，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的电令，须经司法部总长副署方能生效。当时江庸担任司法部总长，他一直痛恨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故拒绝副署辞职。江庸认为：“民国成立不久已两度复辟，共和制度尚未巩固，不宜赦免复辟要犯。”当时舆论称道：民国以来，因承担政治责任而辞职的，以江庸为第一。

1924年，曹锟贿选民国总统上台。不久，当局又非法拘押前财政总长罗文干。江庸不愿同流合污，毅然辞职，在京师设立律师事务所。他与梁启超创建“尚志学会”，创办《法律评论》周刊。同年在广州谒见孙中山先生。1927年以后，江庸未在国民党政府任职，基本以律师为职业。1935年6月，作为中国代表参加维也纳国际律师协会会议。

在抗日救国紧要关头，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呼吁当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936年11月，救国会重要成员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因宣传抗日救国，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此时，年近五旬的江庸正在上海担任执业律师，闻此消息，即挺身而出，为设法营救“七君子”而奔走。法律界组成了以江庸为首的阵容强大的律师团为他们辩护。那时法院的法官大多为江庸的弟子和属下。江庸作为义务辩护律师，出庭据理力争地为“七君子”辩护，影响极大，博得国内外舆论广泛支持，最终迫使当局无罪释放“七君子”。

坚守爱国和平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丕显评价江庸：“先生是著名爱国人士，他坚持爱国进步立场，多次拒绝日伪和国民党政府高官利诱。”

1911年，江庸随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军进行“南北议和”。1921年11月，顾维钧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太平洋会议，与梁启超等人在国内组织太平洋会议后援同志会，又同王君等发表《拟废领事裁判权等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书》以作声援。

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江庸赴汉口参加。1943年任国民参政会主席成员。1946年，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江庸宣告:“我素来反对内战。老蒋的‘讨伐命令’不要送到国民参政会来，送来是通不过的。”次年，他被提名为“国大代表”候选人，拒不参加竞选。后来，国民党当局迫令王善祥律师让席，又致函拒绝。1948年，蒋介石以“总统令”任命江庸为“大法官”，江庸致电蒋介石力辞不就。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蒋介石引退下台。受代总统李宗仁邀请，江庸、颜惠庆、章士钊3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及一贯主张国共和谈的国民党党员邵力子，前往北平与共产党议和。江庸对叶剑英坦露心迹：“和谈是合乎全国人民心愿的，要打内战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蒋介石。今天蒋介石下了台，李宗仁表示了和平愿望，尽管他分量不够，可共产党也不宜拒绝。” 2月22日，江庸等人到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毛泽东说，你们为和平远道而来。我们欢迎，共产党是热爱和平的。交谈中，毛泽东问江庸：“江大律师，你看蒋介石为何会失败？”江庸答：“我看他主要是不能用人，只用奴才，不用人才。”毛泽东会意地点点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愿意延揽能为人民做事的人的，还望你们几位老先生多多为我们推荐人才啊！”谈完政事后，毛泽东问江庸最近作诗否? 江庸非常感动，当即恭呈近日所作之诗，其中两句“不辞攘臂为冯妇，只恐将头赠马童。”表明了要为新中国贡献力量的火热之心，被毛泽东和陈毅称为“奇句”。

受邀参加新政协

《毛泽东文选》中收录有一封毛泽东同志致江庸的亲笔信。据江庸儿子江式高回忆，江庸曾说过，他一生中最大的荣誉，就是毛泽东亲自致函邀请他出席即将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是。那是1949年8月25日，江庸在上海律师楼收到一封落款印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红色铅印的信函，缄尾是一个笔迹苍劲的草书“毛”字。

江庸先生生前著有诗集、游记和法学论著多种，如1927年出版的《南游杂诗》，1929年出版的《台湾半月记》，1934年朝阳学院出版部出版的《趋庭随笔》(1967年台湾文海出版社再版)，1946年重庆大东书局出版的《蜀游草》，1957年出版的《澹荡阁诗集》、《汗漫集》、《攻错集》、《旋沪集》、《入蜀集》，2001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江庸诗选》等等；另外，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梁启超致江庸书札》，详细记载了两人的交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