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建立之时，仍承袭北周以长安城为京都。长安城始建于汉代，已有近八百年的历史，城市已显得过于狭小，宫宇亦多朽蠹，加上供水、排水严重不畅，污水往往聚而不泄，生活用水受到严重污染，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嫌其“制度狭小，又宫内多妖异”，决定另建新都。开皇二年（582年）六月，隋文帝下诏将在龙首山创造新都，以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巨鹿郡公贺娄子干、太府少卿高龙叉等负责此役。因为宇文恺在建筑方面有巧妙的构思，于是任命他担任营建新城的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

由于杨坚在北周时曾被封为大兴郡公，故新都命名为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开皇三年（583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河水深浅不固定，漕运的丁役深以为苦。开皇四年（584年）六月，文帝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关内赖之”，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

后来，宇文恺担任莱州刺史，在任上有“能名”，百姓镌石以歌颂其德政。开皇六年（586年）闰八月，宇文恺的二兄杞国公宇文忻因谋反被诛，宇文恺也受株连而解职，“除名于家”，许久不得升迁。其后曾奉命修复鲁班故道。

开皇十三年（593年）二月，隋文帝令右仆射杨素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北营造仁寿宫。杨素以宇文恺有巧思，“奏前莱州刺史宇文恺检校将作大匠”，负责仁寿宫工程的筹划和设计。杨素、宇文恺等人平山填谷，以构筑宫殿，使之“高台累榭，宛转相连”，宫殿区“制度壮丽”，成为极其雄伟的宫殿建筑群。但在营建过程中，杨素等人督役严急，造成大量服役丁夫死亡。很多人疲备不堪，倒地而死，尸体被填入坑中，上面用土石覆盖，筑成平地。死亡者数以万计。同年，文帝下诏命诸臣议明堂之制，宇文恺按《礼记·月令》的记载，制造出明堂的木制模型，进献给文帝，想要在安业坊建造，后未能实行。

开皇十五年（595年）三月，仁寿宫建成，宇文恺被任命为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接着又被任命为将作少监。后来，仁寿宫成为文帝晚年经常临幸的别宫。

仁寿二年（602年）八月，独孤皇后去世。闰十月，杨素和宇文恺受命营造皇陵太陵。独孤皇后入葬后，宇文恺因功被恢复安平郡公的爵位，食邑一千户。

仁寿四年（604年）七月，隋炀帝杨广继位。鉴于大兴城位置偏西，又水陆交通不便，也为了更进一步加强对河北、山东以及江淮地区的控制，决定在洛阳故都附近建造新城，作为东京。十一月癸丑，隋炀帝在巡幸洛阳时下诏说，洛阳的地理位置“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

大业元年（605年）三月十七日，隋炀帝命宇文恺为营东都副监（不久后迁将作大匠），与尚书令杨素、纳言杨达负责营建东京，每个月役使壮丁二百万人，又洛州城内的居民和各州的富商大贾几万户充实东京；废弃二崤道，开辟册道。到大业二年（606年）正月初六日，“东京成”，其营建过程前后仅历十个月，是又一座在短时间内经周密规划、设计、建造而成的大型城市。在营建东京时，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故此宇文恺博得隋炀帝的欢心，被进位开府仪同三司。

其间，宇文恺还受命在河南郡寿安县（今河南宜阳）营造显仁宫。显仁宫南连皂涧，北跨洛水，征调大江以南五岭以北的奇材异石，输送到东京；又搜求海内的嘉木异草，珍禽奇兽，用以充实皇家园苑。

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北巡，下诏修长城，命宇文恺负责“规度”。当时，炀帝想要向突厥人炫耀隋朝的强大，命宇文恺建造大帐，帐中可以容纳数千人。七月初七日，炀帝来到这座设于城东的大帐，宴请启民可汗及其部属。八月，炀帝从榆林出发，经过云中，溯金河而上，命令宇文恺等人制造观风行殿，殿上可容纳侍卫几百人，行殿可以离合，下设轮轴，可以很快地推移。又命宇文恺制作行城，行城周长二千步，以木板为主体，用布蒙上，再画上彩画，行城上观台、望敌楼全都齐备。突厥等族人惊叹，认为是神功，每每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就跪伏叩头，没人敢骑马。炀帝见状，非常高兴，多次赏赐宇文恺财物。

大业四年（608年）三月，宇文恺升任工部尚书。

大业七年（611年），宇文恺再上《明堂议表》，议明堂之制，并绘明堂图并制作木样，恰逢讨伐辽东高句丽（时名为高丽），此动议未能实现。

大业八年（612年）三月，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宇文恺随行。为了渡过辽水（今辽宁大凌河），炀帝命宇文恺在辽水西岸架设三道浮桥。浮桥建成后，引着浮桥向东岸靠近，浮桥短，距东岸还有一丈多长的距离。隋军只能跳入水中与高丽军交战，高丽兵占据高地势回击，隋军无法登岸，死伤众多。于是隋军收兵，将桥又带回西岸。炀帝又命令少府监何稠接长浮桥，两天接成，各军依次相继进发，才大破高丽。宇文恺所造浮桥虽因测量河宽不准确而未能成功，但却为何稠的接桥工作奠定了基础。事后，他因“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

大业八年十月初八日（612年11月6日），五十七岁的宇文恺在工部尚书任上逝世。隋炀帝深感悼念惋惜，赐谥号为“康”。

宇文恺的一生，主要是担任营造方面的高级官员，主持过许多大型的建筑工程，起着相当于工程总指挥、总设计师和总工程师的作用。他在建筑方面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就，有些成就甚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他设计和主持的工程中，除了开凿广通渠，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外，其余大多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统治需要，尤其是宫殿建筑，不顾劳民伤财，取悦帝王，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

大兴城的营建，史称“制度多出于高颎”，“高颎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恺”。宋代的宋敏求在《长安志》中也说在隋大兴城兴建时，“命左仆射高颎总领其事，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创制规模，将作大匠刘龙、工部尚书巨鹿郡公贺楼（娄）子干、大（太）府少卿尚龙义并充使营建”。可见高颎主要是提出都城的总的制度，并负责总的施建方针，而具体的规划、设计则是由宇文恺完成的，其他的副使主要是协助负责施工和材料管理诸事务。

大兴城的兴建，不是在旧有基础上进行改建、扩建而成的城市，而是在短时间内按周密规划兴建而成的崭新城市。全城由宫城、皇城和郭城组成，先建宫城，后建皇城，最后建郭城。开皇二年（582年）六月开始兴建，十二月基本竣工命名大兴城，次年三月即正式迁入使用，前后仅九个月，其建设速度之快实令人惊叹。整个工程的规划、设计、人力、物力的组织和管理都应是相当精细和严谨的。在规划设计和建设施工中，还得考虑地形、水源、交通、军事防御、环境美化、城市管理、市场供需等的配套，以及都城作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的特点等诸多方面的因素，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因此大兴城的兴建标志着当时的中国所达到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

大兴城的规划吸取了曹魏邺城（故址在今河北临漳邺镇东）、北魏洛阳城的经验，在方整对称的原则下，沿着南北中轴线，将宫城和皇城置于全城的主要地位，郭城则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东、西、南三面。分区整齐明确，象征着皇权的威严，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京都规划和布局的独特风格，反映了统治者专制集权的思想和要求。特别是把宫室、官署区与居住区严格分开，是一大创新。

北宋吕大防在《隋都城图》题记中，曾称赞大兴城的布局思想：“隋氏设都，虽不能尽循先王之法，然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而朝廷官寺，居民市区不复相参，亦一代之精制也。”

清代徐松也说：“自两汉以后，至于晋、齐、梁、陈，并有人家在宫阙之间。隋文帝以为不便于事，于是皇城之内惟列府寺，不使杂居，公私有辨，风俗齐整，实隋文之新意也。”

在大兴城的规划和兴建中，对于环境美化和给排水问题，也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整个城址位于渭水南岸，西傍沣河，东依灞水、浐水，南对终南山。根据其地理环境和河道情况，开凿了三条水渠引水入城。城南为永安渠和清明渠，城东为龙首渠，龙首渠又分出两条支渠。三条水渠都分别流经宫苑再注入渭水，不但可以解决给排水问题，而且可以进行生活物资的运输。水渠两岸种植有柳树，形成了“渠柳条条水面齐”的宜人景色。城东南还开辟有曲江“芙蓉园”，其“花卉周环，烟水明媚，都人游赏盛于中和节。江侧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蕖，湛然可爱”，是全城的风景区和旅游区。

在大兴城的规划、设计中，也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其突出者有三：

其一是没有很好地考虑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城市规模过大，超越了时代的要求。其城南四列里坊，经过隋唐两代三百多年的时间，始终没有多少住户，非常冷落荒凉。正如宋敏求所说：“自朱雀门南第六横街以南，率无居人第宅。”其注又云：“自兴善寺以南四坊，东西尽郭，虽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

其二是大兴城的道路虽然很宽，但全是土路，雨雪时泥泞不堪，难以通行，有时连上朝都得停止。为了排水，路面都是中间较高，两侧有宽、深各两米多的水沟，但由于城内地形起伏较大，排水仍有困难，以致暴雨后常有坊墙倒塌，居民溺死的事故发生。

其三是在漕运方面也存在着较大的问题。有时漕运不通，即造成粮食供应匮乏。为此，终于酿成了都城的东迁。

在当时的社会、经济、科技条件下，大兴城有如此规模的建设和成就，是值得人们赞颂的。大兴城的设计和布局思想，不但对中国后世的都市建设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如日本飞鸟、奈良时代的都城藤原京、平城京，就是仿效大兴城的布局特点而建造的。平城京东西三十二町，南北三十六町，每隔四町均有大路相通，形成整齐有序的棋盘状。宫城也是位于城北正中，四周以官衙和贵族邸第围绕，明显地体现着大兴城的特征。

营建东京是宇文恺在城市建设方面的另一个重大成就。

东京，又谓“新都”，是隋唐时期的都城。它位于汉魏洛阳城之西约十公里，北依邙山，南对龙门，地理位置十分优越。正如李吉甫所说：“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之，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由于水陆交通方便，自隋代至北宋，一直作为都城，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和交通的中心。

东京的营建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据《隋书·食货志》记载：“始建东都，以尚书令杨素为营作大监，每月役丁二百万人。”《大业杂记》中记载：“初卫尉刘权、秘书丞韦万顷总监筑宫城，一时布兵夫，周匝四面，有七十万人。城周匝两重，延袤三十余里，高四十六尺。六十日成。其内诸殿基及诸墙院，又役十余万人。直东都土工监常役八十万人，其木工、瓦工、金工、石工又役十余万人。”

唐初张玄素曾对唐太宗言及他所见营建东都的情况，说：“臣又尝见隋室造殿，楹栋宏壮，大木非随近所有，多从豫章（今江西境）采来。二千人曳一柱，其下施毂，皆以生铁为之，若用木轮，便即火出。铁毂既生，行一二里即有破坏，仍数百人别赍铁毂以随之，终日不过进三二十里。略计一柱，已用数十万功，则余费又过于此。”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到其用工量的大致状况。建造大兴城的用工状况，虽缺乏史料记载，但参照有关东京的记载，当与东京的用工数量相当。

东京规模略小于大兴城。据勘探，它的东城墙长7312米，南城墙长7290米，北城墙长6138米，西城墙长6776米，总计周长27516米，合55里。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全城亦是由宫城、皇城、郭城所构成。洛水由西而东穿城而过，把城分为南北二区。由于地形的关系，东京不似大兴城那样强调南北中轴线和完全对称的布局方式，其宫城和皇城建于西北部，但整个规划力求方正、整齐，仍与大兴城相似。

开皇四年（584年）六月，宇文恺又受命负责开凿广通渠工程。据记载：“隋主以渭水多沙，深浅不常，漕者苦之”，“诏太子左庶子宇文恺帅水工凿渠，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曰广通渠。漕运通利，关内赖之。”其后，宇文恺出任莱州（今山东掖县）刺史，“甚有能名”。

宫城名紫微城，宫城位于南北中轴线的北部，“东西四里一百八十八步，南北二里八十五步，周一十三里二百四十一步，其崇四丈八尺，以象北辰藩卫。实测东西长2820.3米（含掖庭宫），南北宽1492.1米。城内有墙把宫城分隔成三部分。宫城内有乾阳殿、大业殿等数十座殿、阁、堂、院，极其富丽堂皇。

李吉甫称：“（东京）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其中以乾阳殿最为奢华，是皇帝举行大典和接待重要外国使团的地方。“殿基高九尺，从地至鸱尾（房脊两端的兽）高一百七十尺，十三间二十九架，三陛轩。文掍镂槛，栾栌百重，楶拱千构，云楣绣柱，华榱璧珰，穷轩甍之壮丽。其柱大二十四围，倚井垂莲，仰之者眩曜。南轩垂以珠丝网络，下不至地七尺，以防飞鸟。四面周以轩廊，坐宿卫兵。”“殿庭东南西南各有重楼，一悬钟，一悬鼓，刻漏即在楼下，随刻漏则鸣钟鼓。”宫城正门则天门，“门上飞观相夹，门外即朝堂”。因其太奢，至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李渊令人焚毁另建。

宫城西面是上林西苑，又名会通苑，在今洛阳涧西一带。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夏五月西苑，周二百里，其内造十六院，屈曲绕龙鳞沟。”苑内引涧河汇水成海，周十余里，海中造蓬莱、方丈、瀛洲三神山，高出水面百余尺，台观殿阁布置在山上，风景非常壮观。缘渠作十六院，门皆临渠，堂殿楼观，极为华丽。为了引洛水入苑，宇文恺还修筑了月陂。

据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五记载：“洛水，在（洛阳）县西南三里。西自苑内上阳之南弥漫东流，宇文恺筑斜堤束令东北流。当水冲，捺堰九折，形如偃月，谓之月陂。”

宫城的东北面为含嘉城，城里为含嘉仓，是一座贮藏粮食的大型国家粮仓。据《大业杂记》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建东都洛阳，在宫城东建含嘉仓。”

据1969年以来的考古发掘，含嘉城的总面积约43万平方米，四面有城墙，城墙为挖槽夯筑而成。在仓城的东北和偏南地区，勘探出大小不等的圆形或椭圆形的地下粮窖287座，估计全城的地下粮窖应在400座以上。

由于东京漕运方便，又在含嘉城内储藏了大量粮食，避免了大兴城发生粮荒的问题，使其粮食供应得到了保障。

皇城，名太微城，又称子城，亦称南城、宝城，在宫城南面，由一条横街与宫城相隔，“东西五里一十七步，南北三里二百九十八步，周一十三里二百五十步，高三丈七尺。实测东西长与宫城相同，南北宽为1843.6米。其城曲折，以象南宫垣”。

皇城是军政机构和宗庙的所在地。“城中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左宗庙，右社稷。百僚廨署列于其间，凡省六，寺九，台一，监四，卫十有八。东宫官属，凡府一，坊三，寺三，率府十”。

郭城称罗郭城、罗城、京城，隋时仅筑有短垣，一说：“东西一十八里一百一十五步，南北一十五里一百七十五步，周六十七里，其崇一丈八尺”，实测东西长9721米，南北宽8651.7米。全城由南北向大街十一条，东西向大街十四条，划分为一百零八个里坊和两个商市，形成棋盘型的布局。

白居易有诗云：“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既形象又贴切地描绘了大兴城的布局特征。二说：“东西五千六百十步，南北五千四百七十步”，实测南北最长处7312 米，东西最宽处7290米。全城纵横大街各十条，一般宽41米，把全城划分为“里一百三，市三”。这些里坊分布在北区的东部和整个南区，其中南区的里坊与街道最整齐。里坊平面作方形或长方形，面积比大兴城的里坊略小，坊内辟十字形街道。由于里坊小街道窄，临街开门的住宅随之增多，这样就使城内各部分的关系显得比较紧凑。

城中的街道都很宽。通向城门的街道之宽度都在百米以上；最宽的是界于宫城和皇城之间的横街，宽达220米以上；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的主干道朱雀大街宽150米；不通城门的街道宽42—68米；最窄的是四周沿城墙内侧的顺城街，宽25米。里坊都筑有坊墙，坊中也有街道。大的里坊四面开四个坊门，中辟十字街；小的里坊开东西二门，有一条横街。这些纵横相交的街道形成一个交通网络，井然有序。各大街的两侧都开有排水沟，街道两旁植以榆、槐为主的行道树，株行距整齐划一，使道路成为宽广笔直的林荫大道，为城市增添了风采。

魏徵：“宇文恺学艺兼该，思理通赡，规矩之妙，参纵班、尔，当时制度，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至于考览书传，定《明堂图》，虽意过其通，有足观者。”

令狐德棻：“少好学，颇解属文，杂艺多通，尤精巧思。”

张舜徽：“他对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大业三年（607）六至八月，宇文恺跟随隋炀帝北巡。在此期间，他奉命修筑长城，创制了三项活动性的建筑物。

关于宇文恺修筑长城事，有的论著仅引述《隋书》本传的记载：“及长城之役，诏恺规度之。”未指明修长城时间，所修是哪段长城。

查史籍记载，隋炀帝在位时修长城有两次。第一次修长城在大业三年七月，“发丁男百万筑长城，西距榆林，东至紫河，二旬而罢”。榆林郡系大业三年所置，其治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及黄河东岸托克托、和林格尔一带。紫河在定襄郡大利县，《隋书·地理志》中记载：“大利县，大业初置，带郡。有长城，有阴山，有紫河。”大利故城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南部清水河县境。紫河即今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山西省西北长城外之浑河，蒙古语名为乌兰穆伦河。

第二次修长城在大业四年七月，“发丁男二十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九月“诏免长城役者一年租赋”，可见该役已结束。据《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此榆谷当在榆林西。”可推知此次所修长城为由榆林郡治向西至榆谷一段。

据《隋书》本传记载，宇文恺规度长城事是在“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之后，而据《隋书·炀帝纪》上记载，宇文恺拜工部尚书是在大业四年，因而其所修长城似应为第二次。实际上此记载有误，因宇文恺大业四年七月未到榆林，他是大业三年随隋炀帝北巡时，于六月至八月逗留榆林的。在《隋书》本传长城役记载之后，也说“时帝北巡”，宇文恺在此期间造大帐和观风行殿。故可判定，宇文恺规度长城之役为炀帝时的第一次修长城，即大业三年七月，所修长城为榆林至紫河一段。

造于七月。《隋书》本传记载：“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恺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帝欲夸示突厥，令宇文恺为大帐，其下可坐千人。甲寅帝于城东御大帐，备仪卫，宴启民及其部落，作散乐。诸胡骇悦，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北史·炀帝纪》上亦云：“甲寅，上于郡城东御大帐，其下备仪卫，建旌旗，宴启民及其部落三千五百人，奏百戏之乐。”

造于八月。据《隋书》本传记载：“又造观风行殿，上容待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也记载：“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轮轴，倏忽推移。”

造于八月。《资治通鉴》卷一八零记载：“又作行城，周二千步，以板为干，衣之以布，饰以丹青，楼橹悉备。胡人惊以为神。”

其中，大帐当是大型帐篷。观风行殿应是一种活动性建筑，上面为宫殿式木构建筑，可以拆卸和拼装；下面设置轮轴机械，可以推移，惜其具体形制和结构史无明言，难以详悉。行城应是一种板装并附有布屏的围城，《资治通鉴》虽未明言系宇文恺所作，但其记述紧接在造观风行殿之后，当亦是宇文恺负责制作的。

另据《资治通鉴》卷一八一记载，大业五年（609年）六月，隋炀帝西巡，至张掖（今甘肃张掖）时，亦“御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奏九部乐，设鱼龙曼延，宴高昌王、吐屯设于殿上，以宠异之。其蛮夷陪列者三十余国”。此观风行殿是否即是大业三年宇文恺所造的，抑或是重造，录以备考。

这些大型的活动性建筑，从另一侧面反映了他在机械制造方面有着很高的造诣。

除了规划、设计和主持施工，建造了一系列大型建筑工程外，宇文恺还在明堂设计方面花费了大量心血，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明堂原是周代朝廷的前殿，传说其形制是周公所立，并“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后世追崇周制，把明堂制度神圣化，成为中国古代举行大典和宣明政教的大殿，凡朝会及祭祀、庆典、选士、教学等大典，都在其中举行。也可以说，明堂象征着帝王的权威，即所谓“天子坐明堂”。因此，历代统治者都对明堂制度非常重视，但具体的明堂形制是什么样子，则仅凭臆测，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因而各代虽都有制定明堂制度之举，却均未能形成定制。

隋文帝平陈之后，也把建立明堂制度提上了议事日程。开皇十三年（593年），诏命礼部尚书牛弘等议定明堂制度，当时任检校将作大匠的宇文恺曾献上明堂本样。他“依《月令》文，造明堂木样，重檐复庙，五房四达，丈尺规矩，皆有准凭”。宇文恺所献的明堂木样受到隋文帝的赞赏，于是文帝下令有关官吏在长安安业里规划出地皮，准备建立明堂。可是由于朝中的儒生意见不同，长时间不能形成一致意见，只好作罢。

隋炀帝继立之后，宇文恺又上“明堂议”及明堂木样。关于宇文恺所上明堂议及木样事的具体时间，据《隋书·礼仪志》一记载：“及大业中，恺又造《明堂议》及样奏之。炀帝下其议，但令于霍山采木，而建都兴役，其制遂寝”，则似应该是在大业元年三月营建东都开始之前，即大业元年一、二月间。但此时隋炀帝刚登位不久，忙于巩固其统治地位，又欲兴建东都，宇文恺是很会揣测帝心的，想不致于在此时奏上“明堂议”及木样。而此记载也仅言大业中，若是在大业元年初，当会指明是大业初，而不会称“大业中”的。据《隋书·宇文恺传》记载：“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隋炀帝征辽东之役，是大业七年着手进行准备，第二年发兵的，则宇文恺所上的奏议和木样当在大业六年底至七年初之间，这应是比较可信的。

宇文恺所上的《明堂议表》除引经据典，考证明堂制度外，还附有建筑设计图和立体木制建筑模型。为完成此一工作，他花费了大量的心血。他“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这是一篇很有学术价值的建筑考古学文献。虽说其所议定的明堂制度只能作一家之说，无能定论，但从他所绘制的建筑图和据此制作的木制立体模型，却可以推断他已经使用了比例尺。这种利用比例关系绘制建筑图和制作立体建筑模型的方法，在中国建筑史上是一大创举，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隋书》称，宇文恺在建筑学方面的著述有《东都图记》20卷，《明堂图议》2卷，《释疑》1卷，均见行于世。但除《明堂图议》的部分内容保存在《隋书·宇文恺传》《北史·宇文贵传》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中外，其他的后来都亡佚，这实是建筑学史上的一大损失。《全隋文》收录有其文疏2篇。

《隋书》卷68《宇文恺传》

《周书》卷19《宇文贵附宇文恺传》

《资治通鉴》卷175~卷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