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至9月，西北联合大学历史系考古委员会在何士骥，周国亭的主持下组织了对张骞墓、樊哙墓等的调查和发掘，陆懋德、许寿裳等人参与了对张骞墓的发掘与研究工作。发现“博望侯印”封泥和绿釉陶器座等一批珍贵文物，并发表了《发掘张骞墓前石刻报告书》。

1939年，国立西北大学历史系成立考古室，组织师生对汉中地区的文物古迹进行调查。陆懋德先后发表了《汉中各县诸葛武侯遗迹考》和《汉中地区的史前文化》等论文。1940年初，在顾领刚主持下，陆懋德、吕思勉、何炳松、蒙文通等70余人发起创办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的《史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于1940年3月在成都由史学季刊社出版。

1944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应校长郝耀东之邀，陆懋德任陕西省立师专史地科教授。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考古学、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抗战胜利后，随北平师范大学迁回北京。

1949年后，陆懋德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授，并于1951年担任了中国通史教学小组副组长，讲授秦汉和魏晋南北朝史。解放初期与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日本著名考古学家鸟居龙藏多有交往。1959年调离北京师范大学，1960年代调往新成立的东北文史研究所任研究员，讲授《左传》。其后情况不详。

陆懋德一生著述丰硕，主要论著有如下几种《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値》、《由甲骨文考见商代之文化》、《中国上古铜兵考》、《瑚琏考》、《中国发现上古铜犁考》、《试答杨君绍首的殷周殉人问题》、《虢季子白盘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史》、《中国史学史》、《中国上古史》（1930年北京大学讲义本；1940年西北大学增订讲义本）、《史学方法纲》、《美法民政之比较》、《周秦哲学史》、《战后教育论》。

陆懋德所涉学术领域较多，包括中国哲学史、历史学、考古学、法学等。他在近代哲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周秦哲学史》曾获得柳诒微高度评价。该书颇有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比高下的意思，在哲学史的意义、中国哲学之精神、先秦哲学的特点等有关哲学史的基本问题上均另立一说。陆懋德的不少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有的甚至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中国发现上古铜犁考》则更是为青铜农器的研究开辟了道路。由于他精通英语、德语，且读书甚广，所以能准确理解艰深的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并抉发其精微。因此，他关于史学理论的著述字数虽然不多，但以其质量占据了一席之地。其著作最大的特点，是观点新颖，材料丰富，古今中西无所不用。他的文章引证虽繁复，但以类相从，有条不紊，自然而然地引出符合逻辑的结论。

陆懋德的《史学方法大纲》的出版，有利地推动了当时一股反思近代史学思潮的发展。我们知道，尽管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撰成于1937至1939年间，但出版于1945年。这时正值史学界酝酿着巨大变动的重要时刻。20世纪40年代，部分史学家纷纷对近百年史学发展情况作出总结，并力图指出史学发展的前途。其中，如邓嗣禹指出，实证主义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两派应通力合作，为求信史，思想和史实应完美结合。”

陆懋德一生著述大致分为四类:一为中国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1923年京华印书局出版的《周秦哲学史》;二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方面的著述，如《史学方法大纲》和国立师范大学“中国史学史”课程的讲义;三为中国上古史方面的论述，这方面的成果相对较多，除1945年西北师范学院史地学会印制的《中国上古史》外，还有大量登载在《清华学报》和《学衡》等刊物上的学术文章，如《中国第一篇古史之时代考》(《清华学报》1924年第1卷第2期)等;四为中国文化史方面的研究，如连载在(学衡)杂志上的(中国文化史)的部分章节。

他的《周秦哲学史》被认为是最早对胡适的哲学体系提出挑战的重要学术著作，陆懋德首次提出并实践了文化史的理论。他曾参与《古史辨》论战，他的《评顾颉刚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论研究，其中肯的评价为人称道，被广泛引用。从1949年开始他参与了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试图融入新的话语体系。他还曾创办清华学校历史系。

1911年8月他与姜立夫、杨光弼等63人作为清廷的第三批赴美留学学生赴美学习，获威斯康星大学文学学士及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历任清华大学师范学院、西北师范学院教授。1937年起历任西安临时大学、西北联合大学、西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系主任。1944年，陕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应校长郝耀东教授之邀，任陕西省立师专史地科教授。 陆懋德教授主要讲授中国上古史、中国中古史、考古学、历史教材教法等课程。

“顾氏（顾颉刚）之说出后，辩驳者有之，讥笑者有之，从而赞许者亦有之，然辨论最精者，无过于陆懋德。”陆懋德提出的考古材料与传世文献并重的观点，是以二者各自存在优缺点为基础，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材料特点而提出的一种史料观。陆懋德史料观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故在当时得到了部分学者的赞同，而且看来对于先秦历史的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种史料观连同在其指导下从事的具体历史的考证，都没有得到当前学者应有的客观评价。这只能说明当前近代史学史研究尚存在很多空白，而非这些理论观点没有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陆懋德著述中有很多独到见解，体现了当时相关领域取得的最高水平，故获得时人的赞赏。齐思和在评价《史学方法大纲》时认为“国人自著史学概论史学方法一类的书也不少，其中以陆憋德先生的《史学方法大纲》一书为最精。”

又如《周秦哲学史》，柳诒微认为“征引详赡，断制多当，”“陆氏自谓议论必求其平，全书颇能副此宗旨。”

1949年以后，新中国政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唯物史观得以迅速建立了其权威地位。陆懋德的史学思想也开始变化。在1949年12月发表的《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一文中，陆懋德指出，“西周本是吾国奴隶社会的经济最盛之时代。”而在此前的《中国上古史》中，他虽然提及了奴隶，但是并不承认存在奴隶社会，认为商民族之政治仍是城邦政治。但是，对唯物史观的引用并不表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此时，则明显接受了五种社会形态说。

一、“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史学宗旨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他对中国古代史学方法成就的评述上。在他看来，中国史学发展悠久，有着辉煌的成就。自《尚书》起，中国史学进人了重要的发展阶段。在春秋战国时代，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史著《春秋》出现，它“以政治的眼光判断各种问题”，“这自为上古史学中一大进步。

陆懋德这一治史主张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前人认识的一种深化。20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助。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特余谓中学，非世之君子所谓中学;所谓西学，非今日学校所授之西学而已。治《毛诗》《尔雅》者，不能不通天文博物诸学，而治博物学者，苟质以《诗》《骚》草木之名状而不知焉，则此学固未为善。”如果将王国维这一史学无中西论与上述的陆懋德治史主张作一比较，其中不难发现有诸多相通之处，二者都主张史学无中西之分，强调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但二人又有一些区别，即陆懋德不仅以古代史学方法合乎现代治史精神的翔实事例验证了中西史学有共通性这一特点，而且还在于他提出“取其长而求其是”这一史学发展原则。今天，虽然凭公布的相关材料很难发现陆愚德是否直接受到王国维启发的线索，但可以说明的是，王国维的史学中西论草创在前，陆懋德的再发展在后。王国维提出史学无中西论是在1911年，而此时陆懋德正赴美国留学，至于其明确提出这一治学宗旨则更晚，是在1945年。从这层意义上来说，陆懋德史学“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是对王国维史学无中西论的一种发展。

陆懋德关于史学“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的观点，既看到中国古代史学的优点和缺点，又指出了中西史学的联系和区别，这就避免了二者的优劣比较，进而为中西史学的交融提供了一种可供选 择的途径。但是陆I德这种治史宗旨的实践仅仅是刚刚起步，其对中西史学理论的比较亦只是停留在 史学方法上，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独特价值的挖掘还远远不够，并且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价值的重 视不足，对中西历史理论的比较也就基本上没有涉及。

二、考古实践与文献研究并重的史料观

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人们发掘了大量的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器物和遗迹、殷商时代的甲骨文

又如陆懋德考证(史记·三代世表)，认为“余昔年颇疑《史记·殷本纪》所记殷代帝王多不见于《书经

三、物质和心理的解释“参用而不可偏用”

20 世纪 前 半期，在实证主义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史学界，对历史解释问题大多采取漠视，或是根本排斥的态度。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陆懋德作为深受西方实证主义哲学的解释三个阶段。19世纪，哲学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方式:“惟心的解释”、“惟物的解释”与“经济的解释”。

陆懋德认为，不能偏重物质的解释和心理的解释中的任何一项，二者应“当参用而不可偏用”。这种综合物质和心理的解释观点，并不是指综合各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结果来从事历史事实的解读。确切地说，这种解释是指利用各种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原理和方法，结合物质和心理两个方面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就渊源而言，陆懋德的这种史观来自于绍特维尔。

但应指出的是，陆懋德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心理与物质关系的认识，存在诸多误解之处。根据唯物史观，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有相‘对独立性，可以反作用于物质。而陆懋德显然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将物质与精神割裂开来，并只强调了经济的第一性而抹杀意识的作用。

尧、舜

筹建清华学校历史系

1926年4月26日召开了清华评议会。会议议决:大学部设立17个学系，其中11个系先行设立专修课程，4个系暂不设立专修课程，2个系仅设普通课程。4月29日召开第三次教授会议，各系教员在教授中选举各系主任，任期二年。陆懋德当选为历史系主任。 陆懋德当选为系主任与他积极参与校务是分不开的。另外他学习教育学的背景，及此前发表的《甲骨文历史及其价值》《中国上古石器图说》《中国文化史》等学术价值较高的论文也提高了他的声望。

从1922年起清华教师就开始争取参与校政，试图摆脱清华董事会的控制和校长负责制的领导模式，实现由教授治校。陆懋德着手从法理上寻找依据，他在1924年发表《从法律上观察清华董事会问题》一文，从法律角度解释国立机构的法人为国家，董事会的任务只是筹款，而清华学校的经费由国库直接支出(美国所退庚款)，因此清华没有设立董事会的必要。他曾在《清华教育与德漠客拉西》一文中谈及他多次与学校当局及校长曹云祥讨论“清华之组织及教育”，他主张以德漠客拉西主义(民主)训练学生，以培养共和国民之人格。

1925年外交部通过的《北京清华大学部暂行章程》规定设置校务会议，除校长、各科主任外，由教授互推4人及校长选派职员2人组成。1925年秋的新校务会议，陆懋德与梅贻琦、赵元任、孟宪承被选为教员代表，这增加了他在参加校务改革等工作中的发言权。例如，他认为系主任应由本系教授推举而产生，以学力为重，不能由校长任命。显然后来系主任的产生方式与陆懋德的意见相符。陆懋德在清华除了参与校务工作外，还积极参加教学和学术活动，例如，不再使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改用自编讲义，即后来的《周秦哲学史》。

在建系初期，清华历史系碰到了和其他大学初建时类似的情况，虽然开设了许多课程，但因师资不足，所开课程尚未达到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的规定。不过历史系已初具规模，作为首任系主任的陆懋德，对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做出了规划，为后来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

可以看出，陆懋德之后的历史系在蒋廷黻等人的主持下课程虽然有所变化，但他们对清华历史系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以前人的计划为基础的。清华适应时代要求的史学课程体系快速而又稳健地建立起来，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展迅速，并在推进现代中国新史学的研究与培养史学人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这一切与陆懋德为此作出的前期努力是分不开的。

甲骨文的命名及研究

1923年12月，陆懋德在清华学校华员公会演讲，题目为《甲骨文之历史及其价値》，后发表在12月21日第299期的《清华周刊》，随后被12月25日的《晨报副刊》转载。他在文中首次提出了“甲骨文”这一名称，并被学界广泛接受。在此之前，对出土的殷墟甲骨称呼不一，学者们或“按甲骨质料命名”，称为“龟”，“龟甲”或“龟甲兽骨”:或“按文字书写方法命名”，称“契文”、“殷契”、“书契”;或按“按甲骨文的用途命名”，称殷墟甲骨文为“贞卜文字”、“贞卜文’，“卜辞”;或“按甲骨文的出土地命名“，称为“殷墟文字”或“将质料与文字结合起来命名”，由“龟版文”、“骨刻文”到“龟甲兽骨文字”。这些命名都不能准确反映甲骨文的本质和特征。而“甲骨文”则被认为是最简洁准确的称呼，它既包含了卜用龟甲和甲骨上的文字，又包含了非卜用龟甲和甲骨上的文字。既有卜辞，又有记事刻辞:此外，无论甲.骨上的契刻文字，还是朱书.墨书，都是甲骨文的一部份内容。甲骨文专指龟骨上的文字，可将它与陶、石、骨、蚌、玉、铜器上的文字区别开来。因此胡厚宣指出“一切的名称，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比较恰当”。以后，“甲骨文”这一名称被学术界普遍接受:如1924年容庚的《甲骨文之发现及其考释》，1925年王国维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现之学问》一文中介绍了“殷墟甲骨文字及其书目”，而此前他使用的名称是“卜辞”、“殷墟文字”等，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歌寿堂所藏殷虚文字》，1930年董作宾的《甲骨文研究之扩大》，1931年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都以甲骨文命名其书或其文。王宇信指出，从有关甲骨文命名种种可以看出“甲骨文命名与甲骨学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即有一个由知之不多，只涉及表面，到逐渐深入，由表及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陆懋德所做出的贡献是应予以肯定的 。

上古史

他的《中国上古史》于1941年获民国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他是中国现代法学的开创者之一。他的《周秦哲学史》被认为是最早对胡适的哲学 体系提出挑战的重要学术著作，陆懋德首次提出并实践了文化史的理论。他曾参与《古史辨》论战，他 的《评顾颉刚古史辨》一文注重理论研究，其中肯的评价为人称道，被广泛引用。

陆懋德在北平师范大学讲授史学史时，著有《中国史学史》讲义，所知中国较早的以“史学史”命名的著作。他被金毓黻称为“古史名家”，在上古史领域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他还是中国研究青铜农具的先驱，为以后的学者进行此类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中国较早进行史前史研究的专家。

总之 ， 陆懋德以“无所谓中西，取其长而求其是”观点为治史宗旨，以考古史料与文献材料并重的史料观审查、检验史料的真实性，用物质和心理的解释“二者当参用而不可偏用”的观点来解释历史变化、发展的过程，进而构建了自身的史学理论体系。陆懋德的这种史学理论体系，是他在继承前人成果与反思当时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过程中形成的，带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有一定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