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国、孙武、王赓(即王揖唐)、蒲殿俊、王印川等为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党内组织分为政务、党务两部；政务部之下设法制、财政、外交、军政、教育、实业、地方自治、庶政各科；党务部之下设文牍会计、交际、地方、庶务各科。部有正、副部长各一人，科有正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办公地点在宣内未英胡同，开大会地点则在七爷府，有些省份分设支部。进步党宗旨以国权主义相揭集，与国民党的民权主义相反，凡旧官僚中不满意国民党的人，多数加入。其议员中如梁善济、孙洪伊、田骏丰、林长民、李国珍、陈国祥、王家襄、陈汉第、籍忠寅、周大烈、刘崇佑、黄群、徐佛苏、时功玖、蓝公武、方济川、周兆沅、胡源汇、彭汉遗、王敬芳、萧湘、蹇念益、胡汝麟、向瑞昆、陈光焘、罗纶等，皆为骨干分子。此外如张嘉璈、胡瑞霖、张澜(进步党四川地方党务负责人)张君劢、刘道铿、陈博生等，虽非国会议员，因与汤、梁私交关系，亦加入该党供其驱策。

未几，孙洪伊对于党内的民主派汤化龙、林长民等发生意见，就率领他的亲信议员王乃昌、牟琳、彭介石、时功玖、周恭寿、谢远函等三十余人脱离进步党，参加国民党，当时称他们为国民党的小孙派。

进步党的党员虽由三党组成，惟有共和党的梁启超、民主党的汤化龙与周旋汤、梁之间的林长民等，对于党务很热心，经常到党部参加会议，因此进步党就形成汤、梁两派交换意见的机构。

参议院于四月二十六日选举张继为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国民党仍占上风。众议院于四月二十八日选举，汤化龙当选为议长，陈国祥当选为副议长，在众议院中进步党算是获胜。于是国会中成为两党对峙之势。

当进步党成立之时，袁世凯曾在借款项下拨给一批党费，该党通过会商，指定刘崇佑、胡瑞霖等三数人保管。该党最初之机关报为《天民报》，原在象坊桥观音寺出版，由汤化龙的友人毕惠康主办；后移至永光寺西街，由汤化龙的胞弟汤毓龙接办，汤化龙常在报上化名发表文章。洪宪帝制事起，汤逃往上海，该报就被帝制派的汤用彬打着汤芗铭的旗号夺去了。进步党停止活动之后，所余之款由研究系(详见后)接收,用以办理机关报和刊物。袁死黎继，法统恢复，汤化龙、梁启超先后回京，复在丞相胡同创办《晨钟报》，指定刘道铿为经理，李大钊为总编辑。不久，值张勋复辟，该报迁往天津出版，却为段祺瑞作宣传。及乱事平定，仍迁回北京丞相胡同，改称《北京晨报》，以陈博生为总编辑，五四运动时著有相当声誉。此外北京的《国民公报》上海的《时事新报》亦皆研究系所办为时较短。该系又在存款中提出一部分派李大钊、南开钟、蔡天民等赴日留学，后来汤化龙赴美考察，也是动用此项存款。

一九一三年六月十五日，进步党开会讨论时局问题，梁启超为主席，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当时以此议付表决，多数赞成，惜不能坚持到底。后宪法迄未草就，总统先行选出，一九一三年七月，进步党拥护熊希龄组阁。九月十一日，熊阁发表，司法总长梁启超、农商总长张謇、教育总长汪大燮，皆为进步党理事或名誉理事。另一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则任众议院议长。他周旋于总统府、国务院及国会之间，甚得袁世凯的信任，以故其弟汤芗铭得任为湖南都督。这时进步党的主张是拥护袁世凯，抵制国民党，企图由该党出而组阁，借以扩充其政治势力。而袁世凯则欲一己独揽大权不为政党政治所束缚，不但讨厌国民党，即对于进步党也非真正信任，只是利用一时，使他的正式大总统得以当选，当选之后即欲其停止活动。未几熊阁垮台，该党阁员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也连带辞职。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于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反对宪法草案；十一月四日，又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国会议员资格，并追缴其议员证及徽章。进步党虽未被逐，但已成虚设。国会因此不足法定人数，无形停顿。袁旋又下令取消国民党的各省省议会议员。上自中央，下至地方，所有立法机关至此已摧毁殆尽。此时袁世凯认为政客之流，除国民党外都可以设法使入彀中，于是悍然不顾一切，先组织政治会议代行国会职权，复设立约法会议以修改元年约法，又成立参政院实施总统制，废国务院，立政事堂，并下令解散残留的国会议员及各省省议会。进步党的重要分子在政治上虽然敌视国民党，但看见这样情形，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而国民党人对汤、梁攻击则不遗余力、斥为阴谋派，是助纣为虐的刽子手。旧官僚加入进步党者睹此状况，纷纷宣告脱党。在此等情形下，进步党实已等于解散。

汤化龙、梁启超等只好随时纠合少数人，在刘崇佑宅或其他适当地方会谈交换对时局的意见，保持联系。虽然如此，但袁世凯为羁縻进步党起见，对于汤、梁等重要分子仍优礼有加，分别罗致。一九一四年五月，任汤化龙为政事堂国务卿徐世昌下的教育总长，以次要分子梁善济为教育次长，任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任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凡该党稍有资望者，或任为参政院参政，或予以其他相当的位置。而汤化龙以众议院议长换一教育总长头衔，牺牲国会，觋颜猎官，当时舆论多非难之。袁世凯任他为教育总长的意思，原为敷衍进步党，他出而接受此职，也含有代表该党的意味，并非个人行动。汤于就职前夕，曾在丞相胡同刘崇佑宅召集该党主干人员商讨就职后的安排，分别有所决定。因此汤于视事之初，主张在中小学中废止读经，只在修身教科书书里节取经训，以孔子为旨归。汤明知袁世凯头脑顽固，此案必遭反对，其所以仍然提出者，意在以此试探袁对该党是否尚能信任。自此案提出后，山东巡按使蔡儒楷首先通电抨击，斥汤为离经叛道，请予罢免。参政院参政陈树德亦在报上发表文章，对汤遣责甚力。汤上呈自行辩驳，结果仍准予照行。

同时袁政府对于教育经费的拨款亦多方限制，如增加东西洋留学生名额、设立学术评定委员会、编纂教科图书等,表面上虽准如所请，实际上则事事勒掯。汤曾上呈陈诉，谓主计者与管学者背道而驰，一切教育事业无法进行，恳请辞职。袁仍批示慰留。即以此事而论，袁、汤之间的关系早已貌合神离了。

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袁召集国务卿徐世昌率领各部总长在中南海丰泽园开会，由外交次长曹汝霖报告已与日寇签订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后，全席默然，无人主持异议。汤颇气愤，出来后就分邀林长民、蒲殿俊、梁善济、刘崇佑、罗纶、周兆沅等开会，报告此事，决定辞职。他随即回家收拾行李，于次晨秘密赴津，住奥租界自宅，补上辞呈，交教育次长梁善济代递，部务由梁代行，未几即离津赴沪。由此可见，一九一五年七月以前，进步党与袁世凯是彼此互相利用的。以后就开始反袁了，述之于下。梁启超自辞币制局总裁之后，一九一五年二月袁世凯聘他为高等政治顾问；同年七月六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推举他为该会委员之一。

在杨度、孙毓筠等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的时候，代行立法院的参政院，复议定改变国体问题由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同年十月十六日，准该院咨称，已议定国民代表大会即以国民会议的初选当选人为基础，选出国民代表，来解决国体问题袁世凯申令允行。此时梁启超已准备反对帝制，与其学生蔡锷佯示赞成，以释袁的疑心。蔡锷并在将军府领衔拥护帝制，使袁对他的严密监视稍稍松懈，乘机秘密赴津，东渡日本，偕其友戴戡经越南入滇，与督办云南军务唐继尧首先通电讨袁，并请杀杨度等以谢天下。梁启超亦密行赴沪，在所办的《庸言报》上发表一文，题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措词极为严厉，读者无不称快。梁又亲往桂粤联络一切。一九一六年五月八日，两广宣布独立，他倡为军务统一之议。于是西南各省设军务院于肇庆，为一切军政民政、对内对外的机关。院置抚军若干人，以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为抚军长政务委员长，兼滇桂粤联合军都参谋。他五月二十日到沪闻知父丧，遂辞去各职。由此可见，护国一役，四处奔走，使帝制速濒崩溃，梁实与有力焉。

汤化龙赴沪后，在租界行踪甚密。梁过沪时，曾与汤会商，决定该党要反对帝制到底。同时汤接到攻击他的信帖甚多，为贯彻该党主张计，发电切责袁世凯，说他的脑筋尽为旧思想所弥布，非时代所能容，倘不立即下野以谢国人，千夫所指，必至无病而死。电文甚长，曾见当时北京《顺天时报》。当时一般舆论，谓汤氏兄弟二人，一个拥护帝制，一个参加讨袁，各耍一面，哪面胜了，他家富贵如故。汤因此派该党要员舒礼鉴特赴湖南，催促汤芗铭宣布独立。汤芗铭初尚犹豫，说乃兄过于书生，不肯照办。汤化龙复作专函，嘱汤芗铭最亲信的胡瑞霖切实劝告，汤芗铭始行独立。及汤芗铭与陈树藩、陈宦独立电报至京，袁病势业已沉重，以为亲手提拔的人尚且如此，他复何言，因之羞愧而死。汤化龙与袁世凯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束的。

研究系者，是进步党宪法研究会的简称，亦即该党的继续。当反对帝制之时，国民、进步两党虽互相提携，袁世凯死后，乃又彼此背道而驰。两大党各分为数小党。进步党干部中人则改组为宪法研究会，会址在石驸马大街。既以研究宪法为标帜，不以党名，也未设支部。当时汤化龙即有毁党造党之议，至此进步党的名称即无形中消灭了。

一九一六年六月，黎元洪依法继任大总统，梁启超、汤化龙及其他骨干分子均回北京，乃以研究系为基础，公开活动在反对帝制时，梁、汤二人皆曾多所尽力，汤与黎曾共过患难，交谊尤笃，对于汤、梁所领导的研究系，衡情论事，似不宜过于冷淡，但事实并非如此。关于阁员人选，黎独属意于国民党的谭延闿、孙洪伊、唐绍仪、伍廷芳诸人，于汤、梁并没有特别推重。研究系当然不甚满意，渐趋疏远。研究系主张黎段联盟，来削弱国民党。孙洪伊派与黎愈接近，研究系的汤化龙与黎的距离就愈远，这是必然的趋势。另外黎的左右如金永炎、饶汉祥、唐仲寅等，以为汤虽系湖北同乡，已为研究系整体所控制而倒向段祺瑞的怀抱，害怕黎、汤经常晤谈，于黎不利。当府院两方冲突剧烈，要罢免段的总理时，汤化龙屡到东厂胡同求谋黎的一面，也被他们从中阻挠，迄未得见。汤很气愤，因此研究系就一心一意为段策划一切；同时段在这一阶段也想利用他们，故对于研究系的领袖极为优礼。段祺瑞组阁后，府院之争又起。研究系倾向段祺瑞，曾有相当之活跃。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研究系的阁员们退出段阁后，其重要分子经常在刘崇佑宅集合开会，梁启超偶然出席。在集会中，大家都感觉到北洋军阀封建顽固，不足与谋宪政；段祺瑞迷信武力统一，再难共事，从而深悔从前与国民党鹬蚌相持的错误。他们决定派汤化龙、林长民两人同赴日本考察，与日本在野名流犬养毅等取得联系；汤在日本考察后，再赴美国一行，以期与美国朝野有所沟通。汤等出国以前，曾在研究系的机关报《晨报》上发表一文，说明当时国家形势成为国民党、研究系、北洋军阀相持的局面，及该党苦心调停，蕲求共同制宪、纳国家于正轨的经过。原文对北洋派多谴责语，对国民党多谅解语，颇引起各方的注意。

一九一八年八月底，汤在维多利亚温哥华候船回国。九月一日晚上，被王昌从刺杀，当场中弹毙命。噩耗传来，研究系疑为是徐树铮遣人所刺。嗣经详细调查，始知凶手王昌是由国民党海外部长陈树人(当时正在温哥华，王昌亦系国民党党员)以五千元雇用，使之行凶者。虽然此事尚属疑案，后说似属可信。汤的遣骸由研究系运回北京，停在天坛月余。开吊之日，梁启超亲往致祭，哭之甚哀。其余研究系重要分子公祭时亦多流涕。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梁启超辞去财政总长后，曾一再向社会声明，今后只与相知友好作学术上的研究，不参加任何政团作政治活动，以故一年之内，专心从事著述。一九一八年十月，南北名流曾有和平促进会之组织，他但表示赞成，并未参加。

汤化龙既被刺而死，梁启超亦赴欧游历一年，不复再问政事群龙无首，研究系形成涣散的局面。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一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首先撤销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国会的命令，宣言继续民国六年第二期常会。众议院副议长陈国祥（研究系）病故，选张伯烈为副议长。参议院议长仍为王家襄，他的资望既浅，领导力量亦不够，又用陈定远为参议院秘书长，为之联系一切，更完全不能胜任。研究系的福建派陈博生等对陈定远甚轻视。陈定远”三字必被勾去。陈定远与曹锟佞臣李彦青往来甚密，对曹锟贿选很卖气力，凡与他相识的研究系的国会议员，多被拉去，拿到贿款五千元。王家襄与研究系的福建派既不能切实合作，自更谈不到恢复研究系的旧观了。且王家襄本人以议长资格，亦为贿选出了相当力量，所得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其他研究系各议员洁身自好，不肯受贿者，实属寥寥无几。至一九二四年秋，国会重遭解散，研究系即随之消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