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自天津到达北京，成为第一批入驻北京的外国公使之一。最初寓居法国驻华公使署。8月20日，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呈递了国书。

在驻华公使任上，蒲安臣积极执行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提出的对华“合作政策”：开展“公正的”外交活动，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条约口岸既不要求也不占领租界”，“也永不威胁中华帝国的领土完整。”在一切对华问题上与各列强协商合作，支持清政府，维护列强在华特权和保持各国对华共管的局面。

相对于俄、法、德等国的横暴而言，美国的对华态度赢得清政府的好感，恭亲王奕䜣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其他大臣对蒲安臣也具有特别的信任。蒲安臣曾向清政府保荐白齐文为洋枪队司令，还曾协助清政府对付英国人李泰国。

1867年11月27日，担任驻华公使已达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将离任回国。在总理衙门为他举办的饯行宴会上，蒲安臣感谢奕䜣等人的款待，称“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蒲安臣）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当时，清政府正在准备第一次派团出使外国，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外交人才，并对礼节问题感到十分为难。奕䜣上了一道奏摺，建议委任蒲安臣这个“处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的外国人担任中国首任全权使节（全称“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同去的还有同文馆的英文学生德明、凤仪（曾随斌椿去游历过）；俄文学生塔克什讷、桂荣；法文学生联芳、廷俊。让他们代表中国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诸国，进行中国首次近代外交活动，这个意见随即被清廷采纳。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个蒲安臣使团一行三十人，自上海虹口黄浦江码头乘坐“格斯达哥里”号轮船起航前往美国旧金山。随同出访的还有两名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和礼部郎中孙家榖。蒲安臣的两名副手：左协理是英国使馆翻译柏卓安（John M.Brown），右协理是海关税务司法籍职员德善（E.de Champs）。为这次出访，蒲安臣还受委托设计了清朝第一面国旗：黄底蓝镶边，中绘一龙，长三尺，宽两尺。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团在经日本横滨，渡太平洋后，到达旧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在招待这个使团的宴会上祝贺蒲安臣是“最年轻的一个政府的儿子和最古老的一个政府的代表”。6月2日，使团又经巴拿马、纽约到达华盛顿，行程数万里，费时三月余。3日，使团拜访了美国国务卿西华德。6日，美国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华盛顿接受了中国的首封国书。他也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强调中国欢迎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而各国应该对中国保持一种明智的态度：“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23日，在纽约曼哈顿戴摩尼柯餐厅的公众晚宴上，纽约州州长鲁本·范腾盛赞蒲安臣使行，认为蒲安臣作为“东方土地上最古老、人口最多以及在很多方面也是最为有趣的政府”的代表回到美国和拜访其他西方国家，乃是“一种文明的进步”，乃至于“在近代外交和交通史上没有其他事件可望其项背，或能为人类带来如此巨大之福祉”。

7月28日，蒲安臣在与西华德几经密议之后，未经“咨明中国总理衙门”，擅自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史称《蒲安臣条约》。共8条，规定两国人民来往、居住、经商自由。在有关侨民的第五、第六、第七条款中，正式准许华人自由赴美及美予中国侨民以最惠国人民待遇二款。但不排除禁止华人加入美籍的禁令。同年，清政府批准该约。此条约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中国向美国移民的自由，推迟排华法案的通过；美国则通过这一条约得到廉价的华工，解决了内战后和修建太平洋铁路劳动力紧缺的问题。

1868年9月19日，蒲安臣使团继续以“中国钦差”身份，到达英国伦敦。在伦敦等候月余后，蒲安臣一行才在外交大臣斯坦利勋爵引见下，于10月20日在温莎宫觐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就在蒲安臣使团访英期间，12月4日，英国内阁改组，自由党获胜，威廉·尤尔特·格莱斯顿任首相。12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利尔斯（第四代克拉伦登伯爵，简称克拉伦登）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伦登发表一份自制性的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并且宁愿同中国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触，不愿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换条件是中国应当忠实遵守各种条约义务。蒲安臣在英国大体上完成了使命，达成了既定目标。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国使臣的名义复信，表示完全同意。

（志刚、蒲安臣与孙家榖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达巴黎。法国一向反对美国的“不割让主义”，但由于英国已经表示了采纳修约缓进政策，法国也只得与英国保持一致（1月5日法国外交部长拉发特向驻法英使表明态度）。1月21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接见了蒲安臣。但是由于反对势力强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停留了半年多，一直耽搁到1869年9月21日，仍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华盛顿那样的条约，或者象在英国那样的自制性的照会，只好失望的离开法国，前往瑞典（瑞挪联盟）。10月7日，使团离开斯得哥尔摩前往丹麦，10月30日前往荷兰。使团觐见三国君主，呈递国书，互宣敦睦厚谊之意。11月18日离开荷兰，转赴普鲁士，于11月20日抵柏林。12月2日，蒲安臣等觐见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呈递国书，颇受优遇。1870年1月4日，蒲安臣与普鲁士首相奥托·冯·俾斯麦会晤，顺利地完成了谈判，使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但声明多不着边际，没有取得实际成果。

1870年1月31日，蒲安臣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翌日，蒲安臣应俄皇邀请率使团成员参观了著名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接着他又到英国驻俄使馆拜访，并赴晚宴。当时俄国与英国在亚洲争霸，与后起的美国关系相对友好。但是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加上气候寒冷，水土不服，于会见“归寓后两肋作痛，嗽中带喘，不能偃卧”，后来发现系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关注俄国局势及中俄边境问题。据志刚记载，蒲安臣“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而中俄边境“毗连陆地将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词未当，又将贻笑于俄人”，日夜焦思，病势日益沉重。经中、俄医师诊治无效，在2月23日病逝，终年50岁。

蒲安臣死后，亚历山大二世及俄国王室、普鲁士王后、所访各国以及他在国内外的旧友，莫不深表哀悼。志刚等在俄亦“由出使经费项下拨给银六千两，交伊（蒲安臣）妻子领回，办理丧葬”。3月3日，纽约商会集会悼念他；3月9日，旅居巴黎的美侨由前马萨诸塞州州长主持，集会纪念蒲安臣在两大洲的“业绩”；波士顿市举行公祭，于4月3日将遗体安放在法尼尔厅（Faneuil Hall）供公众瞻仰；许多报纸刊登了他的死讯和简历，认为是美国的一大损失。数十年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甚至在旧金山市郊建立蒲安臣市（City of Burlingame），以示纪念。蒲安臣身后，可谓享尽哀荣。

清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其担任驻华公使时“和衷商办”及出使期“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授予其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蒲安臣丧事料理完毕，志刚等奉命督同左协理柏卓安、右协理德善悉心商酌，继续办理出使事宜，先后出使了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最终完成了持续“三年之久，历聘十有一国，奔走十余万里”的“蒲安臣使团”出使之事。

蒲安臣出任美国驻华公使、到北京后，开始张罗筹设美国常驻中国京城的使署，以作为伸展列强政治势力以控制清中央政权的重要机构。当时清朝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局面，需要借助外力来消灭太平天国、捻军等起义力量，而外国侵略者在条约订立以后，也需要扶持清政府，借以巩固和扩大其侵略利益。蒲安臣作为第一个驻北京的美国公使当，决心不仅要同清廷维持好关系，而且要赢得它的信任。当时，由于美国国内发生南北战争，蒲安臣不可能象英法驻华公使那样获得本国陆海军力量的支持。但是，他所代表的美国和其它侵华国家一样，也要享受不平等条约里所规定的全部特权，也要求清政府忠实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蒲安臣采取了最适合当时美国情况的“合作政策”，亦即列强对一切有关侵华的重大问题彼此协商合作，不单纯以军事手段，而以联合的比较温和的外交方式来实现它们共同的侵略目的。他凭借自己在国内的政治经验，使“合作政策”很快就获得英、法、俄的支持。在北京，当时形成了所谓“四B”：蒲安臣（A.Burliname）和俄使巴留捷克（一译巴玉色克，1·Th·Baluzeck），法使柏尔德密（Jules Francois Gustave Berthemy）、英使普鲁斯（一译卜鲁斯，F. W.A. Bruce）和一共同“维护”清王朝的局面。

蒲安臣在任内也确实是以“合作政策”为准绳的。比如，他在为原常胜军管带、美国人白齐文要求复职一事与总理衙门的交涉中，一方面自己出面“首列白齐文打仗之功，次辩白齐文无罪”，一方面又携英使普鲁斯及英国驻华使署参赞威妥玛来为之说项。但在屡经交涉不成时，他又能退而妥协。后来，所谓“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发生后，他又竭力居间调处，赞成将该舰队解散。既避免了中英争执的扩大，又遏止了英国图谋独自控制清朝海军的野心。但最能说明问题的还是蒲安臣1864年6月向驻各地美国领事颁训的四条原则，即：（一）与西方各国合作；（二）与中国官吏合作；（三）承认中国之合法权益；（四）公平遵照条约办事。他还告诫各领事：“须知我们正努力以外交代替武力。”

蒲安臣所力倡的这套形式上比较温和的政策，不仅仅密切了列强与清王朝之间的关系，使19世纪60、70年代侵略中国的列强之间和列强与清政府之间出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局面，而且使他本人赢得了恭亲王奕䜣等当权者愈来愈多的好感与信任，逐渐成为当时对清政府最具政治影响的外国公使。

对于蒲安臣的“合作政策”《美国人在东亚》一书的著者德涅特是这样评论的：“蒲安臣在其驻华公使任内在中国对外关系方面的最大贡献，就是在1863—1865年这一困难时期实行了合作政策。”著名传教士、外交官卫三畏之子卫斐列在其所著《蒲安臣与中国第一次派赴外国的使团》一书中甚至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可以把蒲安臣称作“门户开放政策之父”，因为他的“合作政策”实际上是后此三十多年才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来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先声。这就是说，“合作政策”的真实目的同“门户开放政策”一样，是维护列强在华特权，缓和它们争夺中国的矛盾，最终把中国变成在列强共管之下的半殖民地。

1868年，代表清政府出使各国的蒲安臣到达华盛顿，在未经“咨明中国总理衙门”的前提下，擅自同安德鲁·约翰逊的共和党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美国一般称之为“蒲安臣条约”）。该条约共有八条，涉及互派领事、商业贸易、宗教信仰以及人民互相往来和旅行、居住等项事宜，其中最主要的是第五条，规定“中美两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来往，总听自便，不得禁阻。”这项规定实际上符合了美国对华工日益增长的需要。所以当时鼓吹输入“廉价劳动力”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力主把保证中国不受限制地向美国移民这一条写进这个条约。因此，这个条约公布时，受到了美国舆论界的广泛赞扬。

“蒲安臣条约”从表面上看是平等的，这种看法也为近现代许多中外学者所认可，有人认为它是“恰克图（指中俄《恰克图条约》）以后最平等公允之条约”。部分华裔美国学者称它是个“非凡的”文件，指出它“明确地处理了中国人向美国移民的问题”，表明了美国“以合作精神发展美、中两国间贸易和经济关系的期望”。但中国现代史学界的一些研究认为，这一条约不过是使美国人来华传教、游历更加自由，并使其在中国招募华工活动合法化而已。由于条约载明来往自由，华工去美国的障碍暂被去除，去美国谋生的华工人数因而激增。大批去美国的华工为美国修筑铁路和开发西部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此外，通过这一条约，美国还获得了加强文化和宗教侵略等多方面的权益正如西华德之后心满意得地指出的那样，该条约“包括了美国政府认为当前亟需用修改1858年条约的办法来加以调整的全部主要事项”。

美国政府既已达到招募华工合法化的目的，因而对清政府代表所提关于美国虐待华侨的软弱抗议，也作了纸面上的让步。该条约第四条规定：“……嗣后中国人在美国亦不得因中国人民异教稍有屈抑苛待，以昭公允。”条约虽然明文规定美国对华侨不得“屈抑苛待”，然而实际上仍将华侨看成是异教的“劣等民族”，华侨在各州仍无控诉权和作证权，旧金山华侨在纳税上所受的歧视待遇并未改变，联邦政府也未因签订这个条约而有所干预，华侨受压抑、歧视的痛苦生活仍然如故。

恭亲王奕䜣主持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请蒲安臣充任清朝使外大臣时，称赞他“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

蒲安臣逝世后，同治帝在上谕中指出：“该使臣周历英法美暨瑞丹和布诸国，远涉重洋，不辞劳瘁，办事诸臻妥协。本年正月间，行抵俄国病故，殊堪悯恻。”

赵尔巽主编的《清史稿》称赞蒲安臣“充美公使最久，中外交涉，总署深相倚任”。

徐国琦：“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共有历史中，交织着相互间相去甚远的期望和出人意外的挫折，而这种最令人难以捉摸的关系，可能就集中体现在蒲安臣（1820―1870）身上。”

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就蒲安臣代表清廷出使欧美各国一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蒲安臣先生应该为他被委任为中国使节的荣耀而感到骄傲；因为没有——个国家对和他在种族、经历以及语言上类似的外国人给以更大的敬意了；我认为这是很公正的，这对中国本身以及其它国家的利益来说，都是再好不过的了。”

曾在中国担任海关税务司官员的英国人莱特（Stanley F.Wright，中文名魏尔特）说：“作为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成就显著。他早期在美国西部地区生活所赋予他的坦诚和直率，他本人独特的魅力，以及他那不容置疑的主张和组织能力均使他在中国首都的公使同僚中名声显赫。”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就蒲安臣的逝世写下如下悼词：“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自从凯莱布·顾盛（原译‘加雷布·顾盛’）以来，蒲安臣乃是美国最能干的驻华外交代表，顾盛虽然在智能上胜他一筹，却缺乏他那种大公无私的理想和政治家的心胸。”

父亲：乔尔·伯林格姆，新开发区的拓荒者、农民。

妻子：珍·利弗莫尔，1847年与蒲安臣结婚。

在美国加州旧金山附近和堪萨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蒲安臣市），加州的那一个Burlingame建立于1909年，是一个华人聚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