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城司

官额：置勾当皇城司公事（南宋改干办皇城公事）三员，熙宁时增为七员，元丰六年定为十员。以武臣武功大夫（正七品）以上及内侍都知（正六品）、押班（正六品）充任。

南宋时设提举皇城司一员，品位皆在干办之上，许直达闻奏。又设提点皇城司二至六员，位在提举之下，干办之上。

吏额：北宋置勾押官、押司官各一人，前行四人、后行六人、勘契官二人。

南宋置点检文字使臣、法司使臣、主押官、押司官各二人，前行五人，后行、曹司各四人，表奏司、正名贴司、私名贴司、专知官、副知官各二人。

兵额：太祖朝，以空前力度，将大批精锐部队划归武德司（皇城司），建立起了独立于殿前司和侍卫两军之外的新军。太祖曾言：“虽京师有警，皇城内已有精兵数万”可见太祖朝武德司规模甚巨。太宗朝“皇城司亲从官数千人，乃命武臣二员同两都知主之，而殿前复不预，此祖宗处军政深意也”。至政和五年，皇城司共辖亲从官五指挥（番号：上一指挥、上二指挥、上三指挥、上四指挥、上五指挥）约三千人；亲事官六指挥（番号：下一指挥、下二指挥、下三指挥、下四指挥、下五指挥，及外三指挥、黄院子、皂院子）约五千人；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减至一百人）；快行、长行各一百（南宋时置）；司圊三人；曹司三十人。

探事司

隶属皇城司。以亲事官轮差充任逻卒。

真宗朝逻卒为四十人，至哲宗朝又扩编制，所隶员额不可考。

冰井务

隶属皇城司。在开封夷门内。建隆二年置，熙宁五年九月十二日罢，熙宁六年十二月复置。

设监冰井务官一人，以内侍充任。

皇城司（武德司）权柄甚重，其职司极类锦衣卫之大汉将军与南北镇抚司。一掌宫禁宿卫，一掌刺探监察。

皇城司“掌宫城出入之禁令，凡周庐宿卫之事，宫门启闭之节皆隶焉”“掌宫城管钥、木契，以时启闭宫门；每岁给换禁卫、殿门、宫门、皇城门四色敕号及审验；亲从官、亲事官诸指挥名籍，命妇伏天朝参显承殿时颁冰块，及宫中取索、国忌修斋醮之事等”。宫禁门户、校验勘合，皆其职守。神宗朝参知政事张方平曾言“又置亲从官，属皇城司，掌启闭扫除之役，守卫扈从之严。其宿卫之法，殿外则相间设庐，更为防制；殿内则专用亲从，最为亲兵也。”可见皇城司为皇帝的贴身护卫，系皇宫防卫体系最核心的部分。

起初，太祖朝划拨精锐部队，充任亲事官。后太宗朝又从亲事官中，简拔有材勇者，为亲从官。据《宋史·兵志》记载，亲从官标准身高为（宋尺）五尺九寸一分六厘，约合今185~190公分，与明代锦衣卫之大汉将军可谓相映成趣。

宋太祖时，皇城司（武德司）最重要的职务，是探查军中情状，预防阴谋扰乱。其主要针对对象，是殿前诸班直的“宿卫诸将”及禁军军政。盖太祖自陈桥兵变践位，故严防诸将串谋及禁军异动。因此，伺察、特务活动的猖獗，就成为太祖朝政治的特点之一。“太祖尝密遣人于军中伺察外事”故武德司（皇城司）为皇帝掌控军队异舆情动态的特务机构确凿无疑。

皇城司中，置逻卒“于京师伺察，每月发给湣钱，每季轮换差充”“皇城司遣亲事卒四十人，于京师伺察。”民间俗呼“察子”，可谓专业特务。真宗朝“皇城司奏，察访御龙直班院副指挥使吕遇日暮醉归，马逸不能制，百姓石谦为马践伤。又言常时本班将士无故不出，今不能禁。上曰：「可下开封府按问。」”又如神宗言：“此辈本令专探军中事，若军中但事严告补之法，亦可以防变。”

终两宋，皇城司职权逐渐扩张，由专司军情逐渐涵盖官情民事。真宗天禧元年，右正言鲁宗道曾说“皇城司每遣人伺察公事，民间细务一例以闻，颇亦非便”宋高宗朝，“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 。”

司圊。圊，厕所也。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诏今后皇城司官如服穿衣束带，并令着黑靴。

皇城司诸官吏军卒、亲从亲事，既为天子亲领之腹心爪牙，其待遇素来优厚。

神宗熙宁元年五月十八日，诏开封府：“今后皇城司亲从、亲事人员已下真犯罪，勘见情理系杖罪已下，合牒皇城司一面断遣。”

哲宗元佑元年十一月六日，诏：“勾当皇城司三年无过犯者，与转一资。皇城使及遥郡刺史以上与子，有官者转一资，无子者许回授有服亲，减二年磨勘。再任满者减二年磨勘，皇城及遥郡刺史以上，许回授与子。如无子，与有服亲，仍减一年。见任再任官准此。”

而其纪律规制，《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十四》有诏书可考：

真宗天禧五年正月，诏：“皇城司亲从、亲事官十将已下，依旧五人为保，递相觉察，不得饮酒、赌博。其指挥使、都头亦须递相觉察钤辖，画时申举。仍令指挥使已下置历，轮掌一月，具有无作过之人抄上印历，书押于后，却称饮酒至醉、赌博受财、故作非违，令内职觉察。如不申报盖庇，致人陈告，察探得知连科违制之罪者，第迁一资。”

仁宗天圣元年十二月，诏：“皇城司亲从、亲事官，有饮博、逃亡及别为过恶、合该移配六军并京畿县镇下军者，自今并相度情理，配外州军本城或边远牢城。仍下三司、开封府，应有亲从、亲事官作过、例该移配者，并决讫奏裁。”

甚至一度因禁止饮酒赌博，纪律要求严格，导致亲事官员额不足，无人应召的记录。

神宗治平四年五月十七日，皇城司言：「亲事官见阙人多，少有投名，盖久例有酒气并吃酒不醉，配外州军本城。欲乞今后如此罪犯，并降移别指挥亲从、亲事官，仍三年内不与优轻差遣。」从之。

作为特务监察机构，皇城司本身就极受官僚集团忌惮。兼之多有亲从亲事狂行悖法、纪律废弛。故两宋之间，素遭诟病，时有臣僚上书弹劾。

早在仁宗末年，司马光就曾上《论皇城司巡查亲事官札子》“臣等伏闻，皇城司亲事官奏报有百姓杀人，私用财物休和事，下开封府推鞠，皆无事实，欲勾元初巡登人，照勘其皇城司庇护不肯交付。臣等窃以祖宗开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奸阴谋无状，所以躬自选择左右亲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间，密行伺察。……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亲，诸司仓库，悉委此属。廉其遇失，广作威福，公禹货赂，所扫则虽有大心指而不问；所憎则举动语昌皆见持摭。……顾任此厮役小人以为耳目，岂足恃哉。今乃妄执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系囹圄，横罹楚毒。……臣恐此属无复畏惮，愈加恣横，京师吏民知所措其手足，此岂合祖宗之意哉。……” 直指皇城司横行不法，恣意妄为。又熙宁七年，司马光于洛阳上书“潜遣逻卒，听市道之人谤议者，执而刑之。又出榜立赏，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固如是耶？”抨击皇城司构陷诽谤、因言罪事。

元祐元年，御史中丞刘挚亦曾上《弹四凶疏》：“领皇城司石得一，夫皇城司之有探逻也，本欲周知军事之机密与夫大奸恶之隐匿者。而得一恣残刻之资，为罗织之事，纵遣伺察者所在棋布，张阱而设网，家至而户到，以无为有，以虚为实，上之朝士大夫，下之富家小户，飞语朝上，而暮入于狴犴矣。”“凌辱棰讯，惨毒备至，无所求而不得，无所问而不承，被其阴害，不可胜数。于是上下之人其情惴惴，朝夕不敢自保而相顾以目者殆十年”

枢密院不肯行，敞力争之，诏以其章下府，著为令。

皇城逻卒吴清诬奏富民杀人，鞠治无状，有司须清辨，内侍主者不遣。尧俞言：“陛下惜清，恐不复闻外事矣。臣以为不若使付外，暴其是非而行赏罚焉，则事之上闻者皆实，乃所以广视听也。纵而不问，则谗者肆行，民无所措手足，尚欲求治，得乎？”内侍李允恭、朱晦屈法任其子，赵继宠越次管当天章阁，蔡世宁掌内藏，而以珠私示内人。尧俞以为嬖宠恩幸过失，当防之于渐，悉劾之。

至南宋，皇城司气焰日炙，多行不法。嘉定二年，有臣奏：皇城一司，总率亲从，严护周庐，参错禁旅，权亚殿岩。汉以儒生位执戟，唐以勋臣子弟备宿卫，可谓重矣。古制既难遽复，今隶籍于中者，类多市井乌合，训齐不素，全籍统摄得人，岂可轻授自今乞专以知合、御带兼领，不以畀资望轻浅者。傥更有躁进之徒侥逾干请，虽已颁成命，亦许辅臣执奏，给舍缴驳，台谏论列，不容冒滥，务在必行。

绍兴末年，秘书郎王十朋当面直陈高宗“诸军承受，威福自恣，甚于唐之监军；皇城逻卒，旁午察事，甚于周之监谤。”高宗遂“戢逻卒，罢诸军承受”。承受者，走马承受也，与皇城司逻卒并为伺察事，都是特务。

庆历六年闰正月，降勾当皇城司杨景宗等六人，坐不觉察崇政殿亲从官夜寇宫阐也。时亲从官四人夜入禁中，焚宫帘，斫宫人伤臂。三人为宿卫兵所杀，一人匿宫城北楼，经月方得，即支分之，不知所以始谋者。景宗等皆领皇城司，故被责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