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6月，从香港乘船至上海，后应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先生聘请，到该所从事光学研究工作。

1949年3月28日，从上海到香港，辗转朝鲜、沈阳等地抵达大连，参加创建大连理工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

1951年中国科学院邀聘王大珩去北京筹建仪器研制机构。

1952年中国科学院仪器馆（长春光机所）在长春成立，他被任命为馆长、所长。该所在他的领导下，30多年来为发展中国应用光学研究及光学仪器制造从摇篮而成为重要科研基地。

光学设计是仪器馆最早取得成绩的科研领域。王大珩亲自领导建立了光学设计组，并举办过若干次全国光学设计训练班。后来，在这里受启蒙基本训练的许多人，成为很有成就的光学科学家。光学玻璃是仪器馆成立初期的重要科研成果。在以龚祖同先生为首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批光学玻璃的过程中，王大珩运用他在英国工作的经验，在玻璃配方、退火工艺及测试技术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院士）。

1958年，长春光机所以研制高精光学仪器的“八大件”而闻名全国科技界。它们是：一秒精度大地测量经纬仪，一微米精度万能工具显微镜，大型石英摄谱仪，中型电子显微镜，中子晶体谱仪，地形测量用多臂航摄投影仪，红外夜视仪以及系列有色光学玻璃。这是王大珩创办仪器馆以来所花费心血的结晶，1961年中国第一台激光器也在这里诞生以及后来做出更为重要的成绩。

从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攻方向。先后在红外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与空间侦察摄影、空间光学测试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试验，指导改装了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的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照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特别是靶场光测设备，他领导了多种型号的研制工作。

60年代初，为适应国防工程的要求，国家提出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就当时中国的技术水平而言，完成这一任务有很大困难，但是在王大珩的号召和指导下，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超过原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设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光学工程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工程师。当时对于如何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曾出现过搞“半杆子”还是“一杆子”的争议。所谓“半杆子”就是说长春光机所作为科研机构，应只搞攻关研究——“上半杆子”，而整套设备的制造则应由产业部门和工厂来承担。所谓“一杆子”则是从研究攻关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统由长春光机所完成。王大珩主张“一杆子”做法。实践证明王大珩的论点是切合实际的。从此，在中国科学院范围内，为研究发展高精技术设备确立了“一杆子”的传统。

1974年，在中国对美实施“乒乓外交”后，王大珩率中国激光科技代表团去美国考察。这是建国后中国第二个访问美国的学术代表团，对促进中美激光科技学术交流颇有影响。

1977年，中国参加国际米制公约组织，王大珩代表中国参加国际计量大会和国际计量委员会工作。

1979年至1992年，他当选为国际计量委员会委员，连任三届达13年之久。1978年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理事长，1983年当选为理事长，1989年被推举为名誉理事长。王大珩多次呼吁加强计量的基础研究，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由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和北京大学等单位联合的“计量测试高技术联合实验室”。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长春光机所研制的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平稳跟踪、定位、标定、校正的抗干扰等技术难题。王大珩在测量船的光学测量布局和船体摇摆及挠曲与实时修正方面均有重要创造。

1979年，由于在中国国防光学科研中所做的贡献，王大珩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5年，“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项目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83年，王大珩调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1983年至1987年兼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总工程师，参与领导中国科学院卫星工程，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有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1985年王大珩被选为国际宇航科学院（IAA）院士。同时还担任过中国科协副主席，北京市科协主席。他还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第三届理事长。中国照明学会名誉理事长。在国内召开的历次激光会议、国际遥感会议、国际高速摄影和光子学等会议上，他都曾担任主席。1991年他又当选为国际光学工程学会会士。

王大珩在就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期间，为了发挥学部对国家重大科技及经济问题的咨询作用，倡导学部主动地就国家重大问题提出咨询性建议。得到各学部的赞同和决策者的赞赏。这项活动开展以来，已成为科学院各学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技术科学部提出过的咨询建议有发展中国的微电子技术；加速发展通讯技术、有关钢铁工业的发展路线、有关工科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机电工业与高技术、高技术产业化的若干问题等等。后来又提出了发展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议。

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提出开展中美太空科学与应用合作建议，王大珩积极支持并参与由国家科委牵头的中美合作相关工作。1986年3月，王大珩等科学家鉴于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和西欧“尤里卡计划”等高技术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认为中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因此他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三位科学家联名发起向国家最高领导提出关于发展中国战略性高技术的建议。建议很快就得到邓小平同志批示。中央进一步考虑到今后高技术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结合中国国情，及当前的国际形势，确定了“有限目标，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此后，经过一系列的高级会议和专家讨论，发展成为“863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在选定的生物、航天、信息、自动化、新材料、能源、激光等七个高技术领域内，跟踪世界先进水平，通过不断创造和实践，缩小同发达国家的差距。“863计划”的形成和实施已见实效。1991年4月邓小平同志又及时提出“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号召，以加快高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863计划”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988年春，以美国为首发起国际空间年（ISY）活动，旨在协调各国有关全球环境研究的空间计划，将保护和改善人类全球生存环境的“行星地球使命计划”作为国际空间年的首要任务。1989年第44届联合国大会正式宣布1992年为国际空间活动年。美方邀请中国参加并作为发起国，王大珩受命代表中国参加这项工作。中国为此成立了国际空间年中国筹委会（ISY—CPC），王大珩任主任委员。在任期问，王大珩不遗余力地联系国内有关利用空间技术的14个部、委联合工作，不辞辛劳先后七次出国参加会议，并促成一系列国际活动。

1992年4月中国科学院学部大会上王大珩和其他五位学部委员（院士）联名向中央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与中国科学院处于同等学术地位。这一建议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工程界因此甚受鼓舞，这对进一步调动工程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将有深远的影响。1994年6月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王大珩被中国科学院推荐并当选为第一批工程院院士之一，任第一届主席团成员。

王大珩曾先后当选为第三、四、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2011年7月21日13时02分，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7岁。

王大珩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为国防现代化研制各种大型光学观测设备有突出贡献为中国的光学事业及计量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创办了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以后发展成为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领导该所早期研制中国第一蜗光学玻璃、第一台电子显微镜、第一台激光器，并使它成为国际知名的从事应用光学和光学工程的研究开发基地。1986年和王淦昌、陈芳允、杨嘉墀联名，提出发展高技术的建议（“863”计划）。还与王淦昌联名倡议，促成了激光核聚变重大装备的建设。提倡并组织学部委员主动为国家重大科技问题进行专题咨询，颇有成效。1992年与其他五位学部委员倡议并促成中国工程院的成立。

王大珩先生对中国技术光学、激光、光学计量、光学玻璃和光学工程等研究较深，指导研制成功多种光学观察设备，为中国应用光学、光学工程、光学精密机械、空间光学、激光科学和计量科学的创建和发展做出杰出贡献。

王大珩先生的主要成就有建立了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与王之江院士一起主持了中国第一台激光器的研制；建议设立863项目；参与了航天测试的研制工作，研制了跟踪经纬仪；关注计量研究工作，担任国际计量委员会的委员；关注中国的遥感工作，中国发射的一系列遥感卫星，是在王大珩的指导下进行的；建议成立中国工程院；建议中国自制大飞机；建议中国设立光学工程专业；建议成立中国光学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建议科学院和工程院做国家的咨询工作；建议重视中国的人才培养；对中国的仪器仪表发展，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王大珩和他领导的长春光机所转向以国防光学技术及工程研究为主，先后在红外和微光夜视、核爆与靶场光测设备、高空和空间侦察摄影等诸多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参加了中国第一次核爆炸试验，指导改装了普通高速摄影机用于火球发光动态观测；他为建立国防光学工程的学科基础，最早在国内领导开展大气光学和目标光学特性研究；他在太阳模拟器和空间侦察相机的研制中提出了先进的技术方案。

1960年，为适应国防工程的需要，国家提出了研制大型精密光学跟踪电影经纬仪的任务。在王大珩的技术指导下，经过五年的不懈努力，终于研制出了超过原来设计指标的中国第一台大型光测装备，开创了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靶场光学观测设备研制和小批量生产的历史。在这项工程中，王大珩任总设计师。他对作用距离进行了周密的技术分析，综合考虑了目标与天空背景的对比度、大气衰减与抖动、光学系统与摄影底片分辨率、跟踪过程的平稳性、人眼能分辨的物像大小及其阈值对比度等各种因素。这些分析，是仪器总体设计和确定光学系统的孔径、焦距、快门曝光时问等参数的主要理论依据。他在光学系统结构、光学玻璃、光学镀膜、光学加工、光学检验等各专业领域的广博知识和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指导当时和后来各类光学工程的研制并取得成功，起了重要作用。

光学玻璃的光学均匀性是光学玻璃的重要质量指标之一。王大珩在长春光机所领导的多种国防光学工程项目中，大尺寸特殊优质光学玻璃是不可缺少的关键材料，这是工程项目能否达到高性能的技术基础，也是长春光机所光学玻璃的特色。这类玻璃尺寸大，光学均匀性要求高，玻璃中不仅残余应力小，还要求是对称分布，因此只有从玻璃退火的基研究入手，采用新工艺技术对大尺寸玻璃作超精退火处理，才能达到目的。王大珩为此进行了创造性的工作。他认为由退火过程引起的光学不均匀性，内部热应力的作用是主要因素。这一思想，是他在英国工作期问从实验中体会到的。四十年后，由他指导的博士生进一步证实：玻璃退火引起的折射率增值与热应力成正比线性关系。这一结论对于提供大块光学玻璃以保证光学成像质量至关重要。

在王大珩领导长春光机所承担靶场跟踪经纬仪任务的过程中，曾出现过“半杆子”和“一杆子”的争论。所谓“半杆子”就是说研究所只要搞设计和技术攻关研究，整套设备的制造应由产业部门承担；“一杆子”则是从研究到出产品“一杆子到底”全部由研究所完成。王大珩在深思熟虑后认为：当时的产业部门尚不具备制造此类高精度光、机、电一体化装备的条件；加之承担这类任务，在技术准备方面需要同时研制加工工具和检测没备。这些工作的难度不亚于研制经纬仪本身。王大珩的这一思想，也对以后中国科学院内甚至国内许多工程技术型研究所的办所方针起到了借鉴作用。

1980年5月，中国向南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试验中，在王大珩领导下，长春光机所等研制的激光、红外、电视、电影经纬仪及船体变形测量系统两项光学工程，出色地完成了火箭再入段的跟踪测量任务，独立解决了当今世界远洋航天测量的稳定跟踪、定位、标校和抗干扰等技术难题。

1965年，王大珩参加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方案工作，任中国科学院地面设备组负责人、总体设计组副组长。他对卫星采用的跟踪体制及地面跟踪系统的具体技术路线，提出了有见地的看法，并得到采纳。

王大珩是中国航天相机技术研究的开拓者，20世纪60年代中，他在长春光机所组建空间对地摄影技术组，后来以这个组的技术骨干为基础，在北京扩建了中国首支航天相机研制队伍。在他的主持下，1975年成功研制出首台航天相机。在初期的型号研制中，他极力主张棱镜扫描式全景相机，实现大面积对地普查观测；采用同步对星体摄影作为定位手段，取得了良好效果。在以后多次相机总体方案论证会上，王大珩十分关注空间恶劣热真空环境下光学系统及光机结构的动力学特性，保障了相机在空间的稳定运行并获得高清晰度图像。

1967年在王大珩的组织领导下，长春光机所承担大型太阳模拟器的总体设计、加工、组装及检测。为了达到规定的光照均匀度，专门开展了特殊的照明光学设计。在采用多个点弧灯的拼接设计中，基于后期光源输出功率的新变化，王大珩毅然决定将原方案的37个灯改为19个灯，从而大大简化了工程结构，提高了运行的可靠性和可操作性，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20世纪60年代初，激光科学在世界上初露锋芒。王大珩敏锐地预见到新学科的发展前景，他在承担重大国防任务的同时，积极支持青年科学家进行激光技术的研究。1961年9月，中国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诞生于长春光机所。王大珩在激光器的结构设计中起了重要指导作用。1963年9月，中国科学院召开受激光发射工作会议，他提出建立专门研究机构的建议。1964年，中国第一个激光专业研究所（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成立，他兼第一任所长，组织并指导了激光科研的深入开展。1980年以后，他多次在上海、北京、厦门等地主持国际激光会议。

1986年，在国家高技术863计划中，他坚持列入强激光技术主题，其后，国内建立了强激光联合实验室。1989年初，基于国际上激光核聚变研究的新进展，他与几位核科学家及激光专家向国家提出开展激光核聚变研究的建议，得到中央领导的支持，使中国成为拥有该类设备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王大珩在以后多次关于强激光的研讨会上，要求大家重视激光的光束质量问题。

1976年，由中国科学院和国防科工委联合组织，王大珩主持编写了全国第一个遥感科学规划，推动了中国遥感工作的迅速发展。1979年，在王大珩的倡议和领导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在长春组织了一次综合性的航空遥感试验，全国有60多个单位400余人参加。其后，在他的主持下，实施了“地球资源光谱信息及其应用”研究计划。有中国十多个单位参加的全国范围野外测试历时三年，完成了包括岩矿、水体、土壤、植被、农作物等多方面的地物光谱测量。王大珩还参与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建设，他对地面站的选址定点，机房建设，人才培养，运营服务等多方面提出指导建议，为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系统成为国家空间信息的基础设施和全国广大遥感用户重要的技术支撑体系做出重要贡献。

早在留英期间，王大珩曾学习色度学，回国后他一直关注中国色度学应用于国民经济中的诸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着手发展彩色电视广播事业。为培养彩电专业人员，1973年广播事业局在长春及西安举办了彩色电视学习班。王大珩为此编写了《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一书，向全国几十个单位近百人，讲授了色度学原理，指导设计了彩色电视摄像机中的分色棱镜，解决了当时彩色电视中的彩色复现问题。他还一直关心建立中国色度标准。1988年，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国家成立“全国颜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他任第一届委员会主任委员。1994年，由他主持的“中国颜色体系问题研究”课题组制定的《中国颜色体系》《中国颜色体系样册》正式通过国家标准审查，并作为国家标准公布实施。在他的倡议和推动下，《国旗国家标准》《国旗颜色标准样品》等国家标准快速制定、制作完成。

王大珩是中国计量科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国家计量局初建，他被聘为技术顾问。当时他在仪器馆，指导开设了光度、温度、长度、电学等计量基准研究课题，多次代表国家计量局出国考察。后来成立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长春光机所前期的计量研究工作，成了计量院某些工作的基础。

在1956年国家制订十二年科技远景规划时，王大珩是仪器仪表事业规划的主要执笔人，并任国家科技委员会仪器仪表专业组组长。1979年中国仪器仪表学会成立后，王大珩曾担任过理事长和名誉理事长。他曾组织专家向国家提出“关于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几点建议”。他积极指导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组办多国仪器仪表学术会议暨展览会，多年来MICONEX在国内成功举办，已发展成为享誉国际仪器仪表界的知名盛会。2000年，王大珩再次与专家们联名向国务院领导提出加快仪器仪表工业发展的建议。“两部一委”为落实这些建议组成专家调查团，深入调查国内仪器仪表行业现状。王大珩当时85岁高龄，不辞辛劳地完成上海、浙江、重庆等地的调查研究，并指导写出了“加快中国仪器仪表产业发展的对策与建议”的研究报告。

王大珩热心教育事业，特别关心国内光学专业人才的培养。建国初期，他和龚祖同先生共同建议在大学设光学仪器专业。

1949年，参加创建大连理工大学，并主持创建应用物理系，任系主任。

1952年，最早在浙江大学成立了光学仪器系。

1958年，他又倡导创办了以光学为专业的高等院校——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2002年更名为长春理工大学），他亲任院长，亲自制定专业、系的设置，并讲授基础课。“文化大革命”后，该校划归军工部门，成为兵器部门主要高等院校之一。

1978年王大珩受中国科学院委托筹办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1995年更名为哈尔滨理工大学），兼任校长，该校后划归机械工业部。

1980年代，王大珩虽然年事已高，而且领导工作繁忙，仍不遗余力地指导博士研究生。在选定研究课题上，他十分重视理论水平和实际动手能力并重。内容要有继续开展工作的前景或应用前景。他对学生论文的审阅修改，详尽而严格，对曾是自己提出的新概念、新思想等等内容，从不计较个人署名。

2007年8月29日，王大珩与丁衡高、母国光、周炳琨三位院士致信温家宝总理，正式提出建设“中国光学科技馆”的建议。

1979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

1985年，靶场光测设备以“现代国防试验中的动态光学观测及测量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王大珩是首席获奖者。

1995年1月，获1994年度“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授予王大珩“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01年，荣获国家“863计划”特殊贡献先进个人称号。

2018年11月，入选100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对象。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王大珩同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并获评“‘863’计划的主要倡导者”。

王大珩.彩色电视中的色度学问题.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出版，1973

Wang Daheng.Laser application activities in China，Digest of Technical Papers，1980ICL，155

王大珩.中国光学科学技术的若干进展.光学学报，1981，1（1）：1～11

王大珩.中国独立自主地从事国防光学工程的历史.科学报，1985年9月29日

王大珩等.中国的光学近况，光学学报，1985，5（1）：1～10

王大珩.七彩的分光1999,5

王大珩先生历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长春分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技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装备部科学技术委员会顾问；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院长，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现哈尔滨理工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中国光学学会理事长，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长，中国计量测试学会理事长，中国高技术产业化研究会理事长，大连大学物理与光电学院院长等职。

王大珩光学奖，前身是1996年设立的中国光学学会科技奖，是王大珩教授出资在中国光学学会设立的奖项，旨在促进中国光学科技事业的发展，激励中国从事光学与光学工程领域的中青年科技工作者与高校青年学生奋发向上，创新进取。王大珩光学奖分为中青年科技人员光学奖和高校学生光学奖。

王大珩科学技术学院，成立于2005年6月20日，是长春理工大学为进一步发挥学校光电专业特色和优势，弘扬王大珩老校长倡导的教学、科研、生产相结合的办学思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而设立的具有创新试验性质的学院。

王大珩未来技术学院，成立于2020年7月15日，是长春理工大学为了建设成为在前沿交叉科学与未来技术领域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具有示范性的人才培养体制机制、能够培养引领未来科技发展和有效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教学科研平台。

2011年09月29日10时58分，中国著名科学家、教育家、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今长春理工大学）首任院长王大珩先生铜像在长春理工大学东校区第一教学楼前揭幕，王大珩的女儿王森女士，吉林省政协副主席任凤霞，长春市长崔杰出席仪式并为铜像揭幕。

2012年9月11日，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王大珩纪念园开园暨铜像在长春净月潭国家森林公园揭幕。

2015年9月16日上午，哈尔滨理工大学为老校长王大珩院士铜像落成举行了揭幕仪式，并举办了纪念王大珩诞辰100周年大会，近600师生代表参加了纪念大会。

2019年5月18日上午，王大珩铜像揭幕仪式在中国计量大学举行。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原所长王家骐院士说：“王老将毕生精力献给了国家的光学事业，从国家战略层面指挥布局，是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功勋卓著的‘战略科学家’。”“王老总是像慈父一样关怀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不抽烟，不喝酒，为人非常随和。王老培养、提携了很多年轻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长宣明在题为《深切缅怀“光学泰斗”王大珩先生》的文章中说：“大珩先生时刻胸怀祖国和人民，一生情系科技事业。他在一篇发展中国航空事业的建议文章中写道：‘我们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追求就是为国家、为民族负更多的责任，尽更多的义务。我已95岁了，仍希望为祖国和人民服务鞠躬尽瘁。’他用真切而朴实的语言，表达了作为一名科学家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自己未竟事业的不舍和眷恋。”

在《王大珩从事科学事业七十三年暨九十五华诞》中对王大珩先生评价道：“他对国家光学等科技事业的贡献，他的学术思想和对科技英才培养的成就，他对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大建议等等，都将载入史册。”“王大珩早期作为科学专家，后来作为科学组织者和战略科学家，在振兴祖国科学技术的宏伟事业中走过了数十年奋进的道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大珩（1915-2011）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者，国家“两弹一星元勋”，江苏吴县（今苏州市）人。他的父亲王应伟是天文气象学家，也是中国天文学会的创始人之一。王应伟十分重视子女教育，主张因材施教。王大珩取得的成就，与父亲的教育以及良好的家风有着很大关系。

王大珩自幼聪敏过人，5岁就直接读小学二年级。王应伟担心孩子骄傲，对他的教育格外严厉。小学四年级时，老师曾出一道“鸡兔同笼”题，班里只有王大珩答对了。回家后，王大珩兴致勃勃地告诉父亲解题过程，父亲却说他思路不对，根本没有搞懂，答对不过是巧合而已，并告诫他：“学子最忌骄躁二字，骄则浮华不实，躁则浅尝辄止。”多年后，王大珩还用这个故事教育自己的博士生：科学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容不得丝毫懈怠。

王应伟曾将王大珩带到自己工作的北京观象台，对他进行人文历史教育。北京观象台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天文台，以建筑完整、仪器配套齐全、历史悠久而闻名于世。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将放置于此的天球仪、四分仪等8台珍贵天文仪器掠走。王应伟在讲述这段历史时对儿子说：“在这个世界上，靠乞求是什么也得不到的。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都只有靠自强。人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了；国自强了，就没有人敢欺负你的国家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强盛了，我们这些中国人在别人眼里才能真正算得上是个人。”

王应伟晚年专注于《中国古历通解》的“补遗”工作，但直至去世前仍未完成。为此老先生自制一联，抒发遗憾之情，同时以此勉励儿孙：“人谁不死，唯晚岁虽成《通解》未做《补遗》，殊难瞑目；我赋曰归，愿儿曹各业专门稳登岗位，饶有信心。”

在父亲的教育下，王大珩养成了踏实进取的品格。初中毕业时，他已经学完高中数学的全部内容，初中与高中阶段，他的数学成绩几乎都是满分。1938年，清华大学毕业的王大珩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在英国他先后就读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谢菲尔德大学。1948年，王大珩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参与大连理工大学创建，后历任长春光机所所长、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为长春理工大学）院长等职。

王大珩对于科研工作严谨细致，对于家人则充满温情。王大珩是家中长子，有6个弟弟妹妹。妹妹们读书的钱不够，作为哥哥的他在英国工作后，就寄钱给大妹王大玫读书。在王大珩的带动下，二妹王大琬工作了就出钱供三妹王大珍读书，王大玫工作后又出资让四妹王大瑛读书。就这样一个带一个，7个兄弟姊妹出了4个科学家、2个医学家、1个中学教师。

王大珩育有二子一女，分别是王兢、王赫、王森。尽管工作十分忙碌，但王大珩仍然重视子女学习。长子王兢初中毕业后即下乡参加劳动，王大珩嘱咐他随身带上课本，利用业余时间自学高中数理化知识。王兢返城后，王大珩仔细检查王兢几年来完成的全部习题。3个孩子先后考上博士，王大珩欣喜不已，特意作诗一首表达对妻子的感谢和对孩子们的期盼：“难得兢赫森，尔辈同根生。相继留美法，都成博士人。少年诚可忆，下乡当农民。求生靠劳动，求知何艰辛……谁是启蒙者，她叫顾又芬。异国风光好，莫忘民族魂。须当爱国者，志把中华兴。”

（原载于《人民日报海外版》 2020-01-14 0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