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集

更新时间:2023-11-23 02:01

《曲江集》是唐代张九龄所著的一部诗作。张九龄是我国唐朝初年的宰相,任职期间政绩显著,被誉为“开元贤相”。后遭奸臣谗毁,闲居韶州曲江故居。《曲江集》是张九龄人生轨迹的反映,书中有他春风得意时的作品,也有他落魄时的作品,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流露在诗中。《曲江集》也是唐代的诗文精华之一,后人对它评价高影响大,它对广东客家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后世探讨研究。

作者简介

张九龄(678——740年),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居曲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祖上在“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

张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从这段文字记载则可知张九龄年幼时,是个勤奋好学、才思敏捷、胸有大志聪明的少年。

青年时期的张九龄怀抱大志,他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

舟行傍越芩,窃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已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已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他在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他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他历秘书省校书朗、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

他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他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居,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客,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

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 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九龄否?”

后来,人们将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开元二十一年(733),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宰相的重任。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开头二十多年里,他任了一批贤能的人作宰相,自已又能虚心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君臣励精求治,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国家富足强盛,百姓生活安定,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

唐玄宗所重用的奸臣当中,最坏的要数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三个人。

唐朝的宰相可以同时由四五个甚至七八个人来担任。玄宗想让李林甫作宰相,他把这想法告诉老宰相张九龄张九龄是个耿直的人,他看出李林甫为人不正派,就对玄宗说:“宰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您让李林甫这样的人作宰相,只怕以后会要给国家带来祸害!”李林甫知道了这事,对张九龄怀恨在心,想要找机会报复。只是因为张九龄很有学问,玄宗十分倚重他,加上他的资历深,威望较高,李林甫一时没敢下手。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告,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年七三五年)任命李林甫作了宰相。李林甫一旦大权在握,就天天盘算着怎样在唐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动摇玄宗对张九龄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把张九龄从朝廷中排挤出去。

严挺之是个能干正直的人,张九龄想举荐他作宰相,为了防止李林甫出来阻拦,张九龄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正得到皇上的恩宠,你应该去拜访他一次,让他面子上过得去。”严挺之讨厌李林甫的为人,他不想去。不料,这事传到了李林甫耳朵里,他对严挺之更恨了。后来有位地方官犯了点错误,要被解到京城来审判。 严挺之认为这样做过头了,就设法营救他。李林甫听说之后,便在玄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严挺之和张九龄的坏话。玄宗一生气,贬了严挺之的官,削了张九龄的权,只给张九龄保留个右丞相的名义;同时,提升李林甫顶替张九龄的职位。朝中的大臣们见玄宗偏听信李林甫的谗言,害怕遭到李林甫的暗算,没人敢在皇帝面前进谏了。

《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当时,张九龄深知自已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例权术的小人,他在《咏燕》一诗中用“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道出了他的内心世界。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李林甫为了独揽朝政,一方面排拆异已,一方面培植亲信。他向玄宗推荐节度使(唐代边镇的军事长官)牛仙客当宰相。张九龄认为牛仙客是个武将,连字都不认得,没有政治才能,不能作宰相。李林甫听后,恨透了张九龄,想进一步陷害他。昏庸的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正确意见,还是让牛仙客当了宰相。这时候,恰好有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官,也说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不配作宰相。玄宗听了非常生气,先叫人在朝堂上把周子谅打了一顿,然后流放外地。李林甫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对玄宗说:“您不知道吗?周子谅这个狂妄的家伙,是张九龄推荐的,他们俩尽跟您作对,是一鼻孔出气啊!”玄宗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下令把张九龄贬出京城,到地方上去担任一个副职。

张九龄在朝廷任宰相只有短短的3年。因朝廷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遭李林甫等人谗毁,使张九龄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已,曲江县尉王履震交往深切。他回顾自已的仕途历程,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他在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

张九龄因为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元二十八(740)年他病死在外地,享年63岁。

张九龄是个勤政爱民、高风亮节、直言不韦的为人,深受后人尊崇。唐代诗人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这首诗是诗人对张九龄的人生轨迹的写真。

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黄佐《邵渴传》中说:“九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 从文中可说明张九龄在历史上的知名度。

文集

张九龄的诗文结为《曲江集》,《曲江集》20卷,共有193题222首诗、248篇文。最古的是明刊本,最新的是1994年10月《岭南文库》中罗韬选注的《张九龄诗文选》,亦是以明刊本《曲江集》为蓝本。

初看《曲江集》时,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形式保守,内容单调。但是人们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我细读《曲江集》后才慢慢体会到诗中的蕴味,领会到诗中别有动人之处。

张九龄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诗作走的是《诗经》风雅的道路其诗则多用比兴,

较为含蓄,略显委婉;其文直陈时事,直抒已见,主旨明确,语言明朗,蓄委婉。张九龄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的“情真”!《曲江集》中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学戏,因而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真情!写自已在政治漩涡中的感受如此,写亲人间的情也是如此,其《赋得自君之出矣》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 从他的诗文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他的心态。

张九龄非常热爱客家地方的山山水水,热爱自已的家乡,向往庐山的美景,与渔樵为伍,过隐居山林、回归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曲江集》中讴歌家乡美景的篇什不少。在客家文学史上,他是较早多描绘山川风物的杰出诗人。诗中展示了盛唐时期客家地区的自然风貌。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客家地区的早期山水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在讴歌美景时的心境:“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如果与未入仕途时的渴望被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张九龄产生烦闷的心绪,从而更感到家家故园的可爱。

《曲江集》有展现出大江湖风平浪静、空阔浩渺的气象,如《彭蠡湖上》中的“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和《送窦校书见浅》的“江水连天色,天涯净野氛”等。也有描画洪涛渤谲,狂飙震惊的,如《江上遇疾风》“疾风江上起,鼓怒扬烟埃。白昼晦如夕,洪涛声若雷”和《湖品望庐山瀑布水》及《放庐山仰望瀑布水》等,笔势飞动,句奇语险,胸襟开阔,感情激昂。他更多的山水诗是用清淡的笔墨描绘山水景物,具有“冲淡”的风格,富含闲静、幽远的韵味。如《来阳溪夜行》,全篇笔致疏淡,意境幽远,克服了南朝谢灵运山水诗模山范水力求形似,有句无篇的缺点。另外,他的山水诗很少表现超尘出世的消极思想,如晚年作品《登荆州城望江二首》。总的说来,他的山水诗不仅有阔大的气象、境界,而且融情于景,达到了情景交融与意境。

《曲江集》中除了山水诗外,更多的是展示自已的世界,表达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和认识到政治渐趋黑暗、腐败,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在艺术表现上,多采用隐晦曲折比兴手法,风格沉郁。

青年时期,九龄怀抱大志,作《浈阳峡》一诗,通过写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来抒写对自已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已才干的情怀。

出仕后不久,他的《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激起了他的故园情,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在《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中,如果与未入仕途时渴望施展才干的强烈要求相对比,显然是少了些锐气,多了退隐的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九龄产生烦闷的心情。

暮年诗篇《荆州卧病有怀始兴林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连鸟倦思还的落寞心境。《祠紫盖山经玉泉山诗》中的“焚香忏往昔,礼足誓来今”是他用来抚慰自已受伤的心灵。由此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分的心态。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和苦恼,宣泄在他那《感遇》组诗,《杂诗五首》和一些咏史怀诗。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感遇》(其四)“孤鸿海上来,池横不敢顾”中喻象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象征境界,含蓄委婉地表现他对政敌的功戒。《感遇》(其六)“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比喻小人得势,贤士被逐。诗中日落西山,北风横流的惨淡画面,正是当时社会渐趋黑暗衰败的象征。《感遇》(其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以拟人手法咏物言志.颂丹经冬犹绿,却未能荐之于嘉宾。表达自已被奸妄排挤,未能施展才华抱负的悲伤。《感遇》(其十)“江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用香草美人作比喻贤士被小人排斥,奸臣对君主的蒙蔽,以及自已无力匡扶君主的憾恨。从这可以看出,《感遇》诗熔状物、抒情、言志于是一炉,多数篇章情绪悲愤而锋芒毕露,雅正冲淡,委婉含蓄,但也有抑制不住发出愤懑不平之声。

在他的《杂诗五首》里也有明显表现,如《萝茑必有托》。这两首组诗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虽然继承了《诗经》、《楚辞》和阮籍咏怀〉诗的讽喻寄托精神,受到了陈子昂《感遇》诗的直接影响。但却语言圆润清新、风格温雅醇厚,寄托大多不着痕迹,不露圭角,完全不像陈子昂的语言质木,诗尾点旨,模仿前人。 他的咏史怀古之作,多借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讽刺现实,如〈巫山高〉和〈登古阳云台〉也体现了他的诗歌深于比兴,妙于寄托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被称为“开元贤相”,虽然他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但他始终不会记忆自已卑微的出身。他在《咏燕》诗中,他以“海燕”自况,一个“暂”字,道出了他的心态,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清醒预见。尽管“玉堂开”,有春风得意的时候,“岂知泥贱”的反问,仿佛提醒自忆“君子乾乾,夕惕若,历,无咎”。所以后来有人认为《咏燕》是向小人乞怜,但我认为他这是明哲保身,是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心与物竞”的内心表白,是善良主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不是向小人乞怜,而是在设想:“鹰隼们”大概不会再节外生枝,再“搅是搅非”了吧!他的这种思想在其他诗作也有表现客家人乃是南迁移民,虽然可向中原地区追溯祖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得到支持,没有什么靠山。张九龄在政治上感到势单力薄,在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会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不愿与亦不屑与小人计较的想法,是毫不足怪的。他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客家人影响很大。

张九龄出仕后不久,美丽的故园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从“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这首诗中,就可以看出他对故园留恋的情感。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宣泄在他那著名的感遇组诗12首中。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其表现手法是以美人香草等传统文学中常见美好的意象作比,委婉地表达自已的心理感受。诗作选录如下:

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木心,何求美人折!

从上录的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九龄内心的创痛。“兰叶”一首,暗喻自已品质情操。

孤鸿”一首亦是自喻,“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为自已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他不是向李林甫乞怜,他用作诗来透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他《咏燕诗》,是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必与物竟”的内心表白,是善良的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明哲保身的思想表现。

在《曲江集》的散文中,《白羽扇赋并序》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向玄宗皇帝表明自已态度而写的名篇。客家人有句谚语:“婚后媒人秋后扇”,在炎热的夏天扇可使“清风徐来”,人们爱不释手,而到了秋后则必弃置一旁了。汉代才女班婕好有《散诗》:“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出了世道炎凉的社会现实。张九龄正是以借扇曲折吐露自已的担忧。全文并不长,却写得极有情致。

有人批评,张九龄的诗“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从形式上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但是诗中的审美价值、认识功能、教育作用,是决不可低估的。

总而言之,张九龄是魏晋隋唐的诗歌发展线索上,由前者向后者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能够写出自己的感情和心态是张九龄诗文的特色,也是给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曲江集》将深远地影响着后人,特别是客家人

作品影响

张九龄是岭南文学的宗师。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后人为纪念张九龄。“乾隆十五年培风书院成,九龄神主安奉楼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其《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

清道光年间诗人林承 的《梅岭谒张文献公祠》,赞颂张九龄的功绩是“相业”与“文章”并举的人。

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的客家人张九龄为荣,自不等言。广东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也深深敬佩张九龄。据《乾隆嘉应州·祠祀》载:嘉应州西北四十里有相公坪,“祀唐丞相文献张公。雍正年乡人重修。”又有九贤祠,在嘉应州城内东北隅,祀张九龄、韩愈等九人。

张九龄的诗歌对后代广东客家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继承《诗经》传统;二是其描绘广东客地风光的这些篇章,为客地的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具有“冲淡”的风格,具有闲静、幽远的韵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张九龄感遇诗”一类的作品,对客家人(包括客籍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在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张九龄是一代名相,是唐代的诗文精华之一,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有评论。

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参考书目

(1) 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

(2)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

(3) 罗韬选注、刘斯翰审订:《张九龄诗文选》

(4)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

(5) 《唐诗三百首新编

(6)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7) 《中国民间故事》(唐五代史)

(8) 《全唐诗话

(9)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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