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直斋书录解题》都认为《晏子春秋》为晏婴所撰。这种说法早在北宋的《崇文总目》中就被怀疑：“此书盖后人采婴行事为之，以为婴撰，则非也。”此结论得到了后世绝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其实，从《晏子春秋》中对景公及时人谥号的大量记载中，就能很容易地判断出它不是晏婴自著，更何况书中还记述了晏婴去世后的一些事情。胡家聪、骈宇骞、赵缊一、邵先锋、于孔宝和战化军等先生都认为《晏子春秋》初步成书于战国，主要是稷下学宫时期，这已渐成学界共识。当然，稷下学宫学者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掺入一些自己及本学派的思想观点。其目的或为弘扬齐国优秀文化，在鉴古为今的同时，扩大齐国的国际影响；或借本国前贤的言论事迹，提高自己及本学派在稷下学宫中的地位以期受到齐王的青睐与重用。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关于晏子的材料产生时间前后跨度相当大。最初的材料应出于齐国史官在晏子生前对其言行的记录。晏子去世后，其门客后人也陆续追述。与此同时，关于晏子的故事还在民间广泛流传。直至稷下学宫成立，有学者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专门搜集，并加以编排润色，使得《晏子春秋》初步成书。

治国思想

《晏子春秋》治国思想的取法对象是“古之王”（《内篇谏上》）、“圣王”（《内篇谏下》）、“古之盛君”（《内篇问上》）及“明王”（《内篇问上》）。以上取法对象中，有时代坐标的是《内篇谏下》中的“圣王”及“古之盛君”。《内篇谏下》中的“圣王”生活的时代大约在夏、商、西周三代及上古时期。据《内篇谏上》晏子所言，商代的汤、太甲、武丁、祖乙乃“天下之盛君”，与“古之盛君”相仿，因此，大致可断定，《晏子春秋》所谓的“圣王”“盛君”等，当指三代及上古时期的“圣王”。《晏子春秋》治国思想取法的对象还包括齐国的“贤君”，据《内篇谏上》可知，晏子称“太公”“桓公”为“贤者”，《内篇谏上》又称“若使古而无死，丁公、太公将有齐国”，是以太公、丁公及桓公是“贤君”。广义上，齐国的“贤君”也属于“先王”。概言之，《晏子春秋》治国理论的指导思想是“法先王”。“法先王”的内容包括学习“先王”的德行（《内篇谏上》《内篇问上》）、节俭（《内篇谏下》）、尚贤（《内篇问上》）、治国（《内篇问上》）、教民（《内篇问上》）等诸多方面。“先王”是《晏子春秋》治国理论的取法对象，同时也是其思想的道统来源。“法先王”也为《晏子春秋》治国思想的实践提供了合法性的源头。

人才观

人才是国家治理的根本。“听赁贤者，能威诸侯”，在晏子看来，任用贤才是使百姓顺服、诸侯敬畏、社稷安宁的根本措施。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第三》中，景公请教治理好国家的方法，晏子对曰：“举贤以临国，官能以敕民。”晏子认为任用贤德和有才能的人才能赢得百姓信任，使百姓顺服。相反，如若弃置贤德的人，依赖巫师、奸邪之人，违背民心，那百姓便不会对君主感恩戴德，也就失去百姓的信任。而没有百姓的支持，君主也就无法成就帝王之业。晏子还借先君桓公“见贤不留，使能不怠”的事迹进一步阐述任用贤良对于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内政则民怀之，征伐则诸侯畏之。”晏子认为，先君正是因为任用贤良而称霸，同样也因为宠幸竖刁远离贤臣而衰败。晏子利用这一政治教训劝谏景公，要效法先君重用贤才才能成就霸业、称霸诸侯。

聪敏

《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

节俭

在《晏子春秋》中，晏子的节俭观念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晏子认为，节俭是一个贤人的基本品质，所以，他对那些富贵骄奢、铺张浪费的人或行为从心底里抱有一种反感。他曾对齐景公的穷奢极欲进行了多次的批评。他自己则从节俭要求和约束自己。齐景公多次要给他调整住宅，还趁他出使在外替他建了一座新宅，他都坚决辞谢了。当齐景公赏赐他车马时，他说：“君使臣临百官之吏，臣节其衣服饮食之养，以先齐国之民，然犹恐其侈靡而不顾其行也；今辂车乘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无义，侈其衣服饮食而不顾其行者，臣无以禁之。”（《杂下》）这就是说，他要以节俭作表率，以防百姓过分追求物质享受而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道德败坏。

礼仪

《晏子春秋》还十分突出地表现了晏子对礼的重视。他说：“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把礼看作是治国的根本，统治百姓的工具，可见礼在晏子心目中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晏子与后来的孔子是很有相似之处的。正因为如此，晏子对无礼或不合礼的行为进行了不遗余力的批评。（《内谏》）载：“景公饮酒酣，曰：‘今日愿与诸大夫为乐饮，请无为礼。’晏子蹴然改容曰：‘君之言过矣！群臣固欲君之无礼也。力多足以胜其长，勇多足以弑其君，而礼不便也。禽兽以力为政，强者犯弱，故日易主。今群去礼，则是禽兽也。群臣以力为政，强者犯弱，而日易主，君将安立矣？凡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者，以有礼也。”

道德情操

《晏子春秋》不仅鲜明地表现了晏子光辉思想，而且也记载了许多表现晏子优良品质和高尚的道德情操的故事。另外如退思补过、待人宽以约、责人重以周、谦虚谨慎等美德，书中都作了大力宣扬。《内篇杂下》记载了这样一个感人的故事：“景公有爱女，请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饮酒酣，公见其妻曰：‘此子之内子耶？’晏子对曰：‘然，是也。’公曰：“嘻，亦老且恶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违席而对曰：‘乃此则老且恶，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且姣也。且人固以壮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再拜而辞。”齐景公看到晏子的妻子老而丑，想把年轻漂亮的女儿嫁给晏子，晏子严辞拒绝了。晏子的这种糟糠之妻不下堂，坚守爱情，不背叛老妻的行为与品德，不仅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殊为难得，就是在今天，也是一种十分可贵的品格。

女性观

《晏子春秋》记有“故男不群乐以妨事，女不群乐以妨功。男女群乐者，周觞五献，过之者诛。”晏子将女工作为妇女的必做之事的同时，承认着妇女在事工之外享有的独特权利，女性也能像同男子一样出席在宴会之上饮食享乐，扩大了女性社交活动的范围，并着重以五次斟酒为男女共同的限度条件，并未做性别差异上的划分。同样，“灵公好妇人而丈夫饰者，国人尽服之。”齐灵公爱好宫女穿着男装，导致都城妇女争相效仿，后又对此风气屡禁不止，只有以身作则才能制止，拓宽了男女在服饰选择上的角色定义。

结构

《晏子春秋》全书共215章，每一章记述一个小故事，每个故事记载晏子的一件轶事。单独来看，每个故事结构完整，自成一体，但从全书来看，它们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共同为记述晏子生平轶事、塑造其形象服务。这种结构形式的好处是：每个故事篇幅短小，内容生动，吸引读者阅读。全书仿佛是一幅卷起的山水画，随着画轴的展开，山水逐渐呈现。当全部故事讲完，晏子的生平事迹和形象也完全展示出来。

但是，《晏子春秋》的结构也有不足之处。由于该书是作者汇集古史和民间传说然后按照类别编排的，因此，在晏子生平事迹的展开和形象塑造方面缺乏系统设计。又由于这些故事比较驳杂，还有很多雷同、近似甚至互相矛盾的故事掺杂其中，因此晏子的生平事迹展开比较松散，缺乏次序，人物形象也不够鲜明。

记述方法

《晏子春秋》各章记言、记事方法的运用情况为：《内篇谏上》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谏下》记言20章，记事5章；《内篇问上》《内篇问下》60章全部记言；《内篇杂上》记言18章，记事12章；《内篇杂下》记言16章，记事14章；《外篇第七》记言16章，记事11章；《外篇第八》记言15章，记事3章。全书共215章，记言165章，记事50章，记言内容是记事内容的3倍多。尽管各章记言和记事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由于《晏子春秋》全书都是描写晏婴这个人物，故这些记述能够互相配合、补充。

故事性强

《晏子春秋》的文学特点是故事生动，情节曲折，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例如《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写的是齐国的三位勇士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因事得罪了晏子，晏子就请求齐景公送两只桃子给他们。人多桃少，于是三人论功吃桃。公孙接、田开疆自叙功劳后，认为自己功劳最大，都各自拿走了一只桃子吃掉了。等到古冶子叙完功劳后，公孙接、田开疆都觉得自己的功劳不如他，但却都把桃子拿走吃了，觉得羞愧难当，于是举剑自杀。古冶子看到二人自杀了，自己也觉得内疚，于是也举剑自杀了。这件事在《晏子春秋》中写得很详细具体。事件的缘起、发展、高潮、结局都十分清楚，富有戏剧性。又如《谏下》中的另一件事：齐景公的宠妾婴子死了，齐景公很伤心，不吃不喝，大臣们极力劝慰，但都无济于事。晏子知道这件事后，就对齐景公说，有一位术士能起死回生。齐景公大喜。晏子就让齐景公到别处去沐浴斋戒。等到齐景公走后，晏子就让人把婴子的尸体装入棺材中埋葬了，然后对齐景公说，术士对婴子已无能为力，现已把她装进棺材中埋葬了。齐景公听了，无可奈何。这件事也写得十分生动曲折，妙趣横生。这一类的故事在《晏子春秋》中占了相当的比重。

人物形象

《晏子春秋》通过大量生活细节的记述，塑造了晏子道德高尚、生活简朴、机智有才干的形象。不仅如此，作品还善于通过重大场面的描写表现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例如，《内篇杂上》第3章记载，崔杼杀了荒淫的齐庄公，劫持各位将军、大夫及显士、庶人与自己结盟。他让人在太公庙旁筑三仞高台，在台下挖了个大坑，以上千甲士环列内外，要求参加者必须盟誓，“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颈，剑承其心”，“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并且已经杀掉了7人。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刻，晏子站了出来，他捧杯血仰天长叹，痛斥崔杼无道弑君，并义正辞严地说：“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义也。……曲刃钩之，直兵推之，婴不革矣。”展现了晏子不惧邪恶、不畏生死、大义凛然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只有在这种生死考验的大场面下才能更真实地表现出来。

语言

《晏子春秋》还具有语言明白晓畅，手法多以白描为主的特点。书中除了个别的篇章有一些铺排、夸张的描写，其他的大部分都是朴实简语的叙述、描写和对话。语言重在简洁、明白、传神，不太在乎辞藻。此外，《晏子春秋》中的许多语言，特别是晏子所说的话，不仅朴实简洁，而且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如“为者常成，行者常至”“有贤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等等。

尽管《晏子春秋》在记述人物生平轶事和塑造形象方面存在一些不足，但作为中国第一部独具特色的历史人物传记，它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它以专书记一人，对司马迁写作《史记》创立纪传体著史体例有所启发；它通过记言、记事塑造人物形象，对司马迁及后世作者亦有所启发。

晏子明哲保身的处世思想是其整体思想的基础，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晏子不仅得以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施展自己的抱负，还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自身，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明哲保身这一处世思想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及其弟子的言论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可以看到，儒家学者在保全自己层面上的看法是与晏子一样的，但儒家是将“守礼”作为保身之道，从而提高了“礼”的地位，促进了儒家学派的发展。在战国时期明哲保身思想的影响继续发展，《战国策》中的“狡兔有三窟，仅得免其死耳！”亦是灵活的守身自保处世态度的体现。

《晏子春秋》一书所记叙的故事和人物，虽不能完全作信史看待，但多数是有一定根据的，可与《左传》《国语》《吕氏春秋》《论语》等先秦史籍相互印证，作为反映春秋后期齐国社会历史风貌的重要史料。

西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秩事……方晏子伏庄公尸，哭之成礼然后去，岂所谓见义不为无勇者邪？至其谏说，犯君之颜，此所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西汉刘向《晏子叙录》：（这部书共有八篇，其中的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清代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书中皆述婴遗事，实《魏徵谏录》《李绛论事集》之流，与著书立说者迥别。列之儒家，于宗旨故非；列之墨家，于体裁亦未允；改隶传记，庶得其真。”

清代梁启超：“其书捋扯成篇，虽先秦遗文间借以保存，然无宗旨，繇统。《汉志》以列儒家固不类，晁焉因子厚之言改隶墨家，尤为不取，四库入史部传记，尚较适耳。”

现代文史学家杨义：“它的命名很怪，‘晏子’ 是子书之名，‘春秋’ 是史书之名，来了个子、史合璧的四不象。”

淄博市文化馆馆长战化军：（战国子书）“除《孟子》是以问答形式表达见解主张外，其他子书多是论文集的形式，而《晏子春秋》是晏婴言行的专辑，既记其言，也记其事，冠以‘春秋’，恐怕与这一特点有关”。

对于《晏子春秋》的著作性质，前人争议颇大：《四库全书》归其为史部传记类。新中国成立后，人们普遍视其为“记叙文学类”作品；但对于具体属性仍有不同意见：董治安认为是“一部接近历史小说的散文著作”，谭家健认为属于“传记文学或历史故事一类”，孙绿怡则认为是“最早的人物传说故事集”。

《晏子春秋》并非子书，其著作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编写动机都并非在阐发系统的思想，而是在记述重要人物的言行轶事，塑造其形象，进而体现其历史作用。全书共8篇215章，其中记述晏婴劝谏景公、与记言体子书相近的内容不超过90章，仅占全部著作的大约40%篇幅；而更大量的内容却是记述晏婴的生活轶事，表现其道德修养、政事和外交中的卓越才干，体现其政治地位和历史作用的“记”的内容。且即使从晏子与景公对话的所谓“论”的内容看，也只是涉及他处理日常政务和规劝引导君王修身的见解，并没有形成系统的一家思想，所以仍可以将它看作是记述晏子言行轶事中的“言”的内容，仍属于“记”的范围。所以，《晏子春秋》是一部记述重要人物言行轶事，体现其历史作用的记叙类著作。

《晏子春秋》的宋元版本已亡佚，现存《晏子春秋》之明清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是明正德刻本系统。明嘉靖柯乔刻本，《子汇》本，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之吴怀保本以及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吴鼒、顾广圻刻本均是以正德刻本为底本进行翻刻或重新编校。绵眇阁本与凌澄初朱墨套印本又以《子汇》本为底本进行重新编校。吴勉学《二十二子》本对绵眇阁本进行翻刻，吴中珩本与黄之宷本是由吴勉学本翻印而来。二是明万历十三年（1585年）的沈启南刻本系统。孙星衍刻本就是以此本为底本广校而成。明正德刻本是据明活字本模刻而成，沈启南刻本亦是以明活字本为底本，又以《子汇》本作为参校。故，“现存《晏子春秋》明清各版本以活字本为祖本已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