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刘秀度田的目的是为了扩大税源和役源，增加财政收入。这当然是正确的，但不全面。度田绝不仅仅意味着增加赋税这个经济目的，还有着更为重要的政治目的，这就是通过度田，强化国家对土地、人口的控制，剥夺地方大姓、军阀余孽所控制的土地人口，打击其势力，消除因军阀割据而遗留下来的潜在的动乱因素，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统治秩序。

建武十五年（39年）秋，刘秀“诏下州郡检豭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干石长吏阿枉不平者”。

建武十六年（40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

关于“度田不实”问题，《后汉书·刘隆传》记载：“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十五年，诏下州郡检覈其事。”

由此可知，东汉度田和人口普查并非始于建武十五年，在此之前已经实行。正是因以往“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弄虚作假现象普遍，隐瞒土地、人口者严重，刘秀才亲自下诏度田，并主持其事。

刘秀对度田不实问题极为重视，在核清实情之后，一改自己的“欲以柔道治天下”的方针，严惩那些敢于违抗诏书，继续“优饶豪右，侵刻羸弱”的二千石长吏，整肃吏治，以矫积弊。在惩处了阿枉不平的二千石长吏之后，刘秀并没有下诏停止度田，度田令仍然继续施行，并且严格化了。

刘秀刚处死河南尹张伋等人，就爆发了一场波及全国的武装骚乱。

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刘秀以“度田不实”之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后，下令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不明真相，也跟从大姓兵长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

在以往度田时，由于有张伋之流的剌史太守做保护伞，郡国大姓、地主豪强得以隐瞒土地和人口，规避赋税徭役；现在因为刘秀严惩张伋等人，刺史太守们不敢再像以往那样优饶豪右了，地主豪强无法再像以往那样隐瞒土地和人口，遂兴兵为乱，反抗新政府。这些“兵长大姓”就是地主豪强的一部分。叛乱初起，郡县长吏镇压不力，迅速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动乱，青、徐、幽、冀四州特别突出一时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对刚统一不久的新王朝构成严重威胁。

刘秀一再发兵镇压反抗者。“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后来刘秀采取了镇压与分化相结合的政策，规定反抗者们“自相纠擿（tí惕，揭发），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对捕获的大姓兵长，没收祖田，迁徙到他郡、县，这是一种很严厉的处罚措施，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离开故土，人生地不熟，古人认为等同于灭门，通过这两种措施，反度田斗争也就平息下来。

刘秀乃采用征剿和安抚相结合的方略，一方面赦免地方长吏的“逗留回避故纵”等罪，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安抚人心“听以禽讨为效”、“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另一方面，“听群盗自相纠谪，”分化瓦解骚乱的参加者，旬月之间，叛乱平定。叛乱平定之后，度田的阻力消除、减少，具备了严格实施度田令的条件，度田得到进一步贯彻。

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出现了“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大好局面。度田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

因各项政策措施地实行，为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垦田、人口都有大幅度的增加，从而为东汉前期八十年间国家强盛的“明章之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刘秀度田获得了成功，政策延续到东汉末。

度田令不仅有效地整顿了社会秩序，强化了国家对人口土地的控制，而且肃清了军阀割据的潜在势力，革除了秦汉以来在田税征收方式上的某些积弊，有效地稳定了东汉初年的政局。

东汉自光武之后，度田成为常制，每年都要进行，这是史有明证的。《后汉书·百官志五》云各县邑道要于每年“秋冬集课,上计于所属郡国”,注引胡广说“秋冬岁尽,各计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盗贼多少,上其集簿。”这里的上计又称为“算人”或“案比”。

《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诏云“方今案比之时”。注引《东观汉记》“方今八月案比之时,谓验户口次比之也。”《皇后纪》云“汉法,常以八月算人”。算人即检查户口年纪、身体状况，防止诈老诈小，保证役源的准确性。算人的同时清查土地，这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