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人的印象中，当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行政体制、社会管理等“硬骨头”时往往就会陷于停滞。但面对在以往不想碰不愿碰不敢碰的敏感区，广东却没有绕着走、避着行，而是正视问题，并用自己的探索实践去闯出一条新路。作为先发地区的整个广东，都先期遇到了社会深刻变革所带来的种种挑战：经济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社会矛盾增多、管理难度加大。经济改革与发展“腿长”、而社会建设与管理则“腿短”。深入进行行政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改变跛足局面的迫切需要。

2007年末来到的广东的省委书记汪洋在应对这些由社会变革所来的问题时诞生的“广东模式”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007年12月，新到广东上任的中共省委书记汪洋告诫广东官员，“必须认识到，再不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用改革创新来解决这些问题，广东排头兵的位置将难以自保，全面实现小康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但最令全省乃至全国震撼的，是这位现年53岁的安徽籍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次主持的广东省委会议上，一口气说了22个“解放思想”，向广东全省发出了“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的总动员，倡导广东官员要重拾改革开放初期“杀开一条血路”的气魄，在胡锦涛总书记倡导的科学发展观实践上闯出一条新路。他说到：“如果现在的广东不能‘特’，缺少‘特’，那就是我们自己的思想束缚了自己。”他尤其提醒广州和深圳两市官员要有“世界眼光”，“30年来，广东占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如果还没有一两个像样的城市和国际水平叫板，那绝不代表成功。我们将来能牛的，就是可以跟新加坡、韩国叫板，你能做到这一点，就算行，在国内叫板是没有出息的行为。”

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几次思想解放，也都有一脉相承的主题，那就是扩大社会和民众的自主空间。解放思想实质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扩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上的自由。实践证明，自由的空间有多大，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有了解放思想的号召和决心，随之而来的创新政策一一出台，南方顿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汪洋“腾笼换鸟”的切入点，选在经济对外依存度最高的东莞。有媒体统计，短短一年多时间，汪洋先后九进东莞抓“升级”。改革开放30年，是东莞快速发展的30年。东莞人从来料加工做起，发展起几大产业集群。但这里的工厂大多无自己的核心技术、无品牌、无市场渠道，企业老板能赚到微利，当地农民收取厂房租金，地方政府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著名的东莞模式。但到2007年底，这种模式在东莞已经走到了尽头，企业倒闭的消息不断传出。为此，汪洋语出惊人：“如果东莞今天不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明天就要被产业结构所调整”；同时也语重心长：“只要下决心迈出第一步，把‘笼子’腾出来，不愁引不来‘金丝雀’。”东莞由此被视为珠三角产业转移升级的桥头堡和试验田，积极贯彻‘双转移政策’，试图通过提高租金的方式来淘汰低端产能和劳动力。

产业升级是一个市场化过程,没有外部的压力和内部的动力,成效就比较缓慢。金融危机的到来，为广东调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外部压力，而汪洋书记“腾龙换鸟”的提议更为产业升级指明了方向——也可以说提供了内部动力。当然，任何转型都意味着利益调整，政府和社会都应该为这种调整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汪洋书记认为落实《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突破口在于珠三角城市一体化，而推动珠三角城市一体化的突破口在于广佛同城化。

目前，广佛两市的GDP总量达12500亿元人民币，超过澳门，直追香港，如果把广佛两地看作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则其GDP总量将排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第八位。广佛同城，有利于广州市的服务业与佛山的制造业进行优势互补，有利于两市实现双赢。佛山和广州的关系是密切的，用广佛一体化带动珠三角，广佛同城化可以互补共赢，因此广佛同城化是比较容易融合的。广佛同城化的定位很高，而广州和佛山产业的互补性也很强，北面是汽车、物流，中间是房地产和区域的衔接，南面是港口和重工，广州是以重化工和汽车为主，佛山是制造业之都，是以轻工产业为主，包括陶瓷、家电等，这一轮珠三角一体化如何将产业整合，对于国家未来的发展，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国家为了新一轮经济的发展，实施区域一体化是很有必要的。

汪洋说，除了粤港政府间合作机制外，两地也正在建立民间的沟通渠道。广东准备成立一个由各界人士组成的团体，与香港大珠三角商务委员会等民间团体加强交流合作，调动两地民间力量，成为政府间沟通的重要补充。目前，广东正在和香港特区政府协商，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制定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粤港合作的具体新动作到时就会揭晓。

香港作为一个金融、贸易、旅游、专业服务中心的优势，仍然是广东乃至中国其他城市都无法取代的。而且，香港是历史悠久的自由港，对进出口货物免征关税，也不实行外汇管制，人员、资金、货物可自由进出。它们与国际市场保持密切联系，和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这些也是内地城市(包括上海)在短期内都无法超越的。香港的人均GDP，仍然是珠三角、长三角的几倍，至于内地其他地方就更加无法与其相比了。

2009年，横琴新区挂牌，并宣布横琴重点项目正式启动，这标志着横琴开发建设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这也标志着粤奥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只有全力促进粤澳的紧密合作，才能发挥两地独特优势和形成强大合力，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的全面复苏和更好发展。

2009年，广州市全部114个政府部门公开2010年预算，随即因为蜂拥而至的下载浏览而“瘫痪”了。这是国内城市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了阳光下。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明年只要我们的部门预算经过人大会议审议通过，就立刻上网，向社会公开。”

广州市财政公开的举措表明，随着法律和行政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各级政府部门的预算公开决心和力度正在持续加大，这对于社会进步和稳定具有广泛的积极意义。只有透明的财政，才有透明的支出，也才有廉洁的政府——民主也包括政府财政民主。广州的做法值得全国推广。

2009年，广东省委、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在维持顺德区目前建制不变的前提下，除党委、纪检、监察、法院、检察院系统及需要全市统一协调管理的事务外，其他所有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事务，赋予顺德区行使地级市管理权限。和各地“行政大部制”改革不同，顺德改制直指除人大、政协之外的党政工群全套系统：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残联等群团组织，以及由广东省、佛山市垂直管理的工商、地税、质监、药监、公安、国土、规划、社保、气象局九个部门，一并纳入机构整合范围，原来的41个机构，被一次性精简到16个，其中政府部门由29个调整为10个，机构精简近2/3；设置党委机构6个，全部与政府机构合署办公。

机构臃肿的结果不仅使我们改革的大部分成果成为政府冗员的腹中之物，无法转化为社会财富，更滋生腐败，败坏了政府和民众关系，为社会动荡埋下伏笔。顺德的大部制改革让我们对人事改革走出这“黄宗羲定律”看到了希望——只是：精简人员后，不希望降低效率，也不希望时过境迁反弹，而且弹得更高。

汪洋认为：有的GDP数字好看但浪费了大量财富。比如讲，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社会财富，但是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如果大家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为了赶数据，又把什么落后生产力全都上起来了，就是在违反市场经济规律。

GDP是西方发明的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指标，它考虑的主要是绝对的数量增长，并不会把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计算在内，也不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环境成本。目前，我国对地方政府行政官员的考核体系中，当地的经济发展占了很大的比重，考核体系的主体是GDP，导致经济“大干快上”，数字出政绩，政绩出官。根据有关专家的介绍，目前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来获得的。有些GDP的增量用科学的发展观去衡量和评价，不但不是业绩，反而是一种破坏。汪洋这番话，就是理性认识的基础，当然，要真正杜绝这种恶性GDP增加，还必须从制度上把地方政府官员的注意力从单纯的GDP数字上解放出来。

今年7月，汪洋书记第三次与网友交流座谈，就广东如何建设文化强省问计于网民。网民代表“拍砖灌水”畅所欲言。汪洋表示，网民的意见“说了不白说，提了不白提”。而对网友称其有“作秀”之疑，汪洋表示，网上问政不是作秀，而是倡导一种新风气。汪洋主政广东以来，曾三次在网上拜年，三次在网上问政。此次汪洋问政的主题是“我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建言献策”，旨在为《广东建设文化强省规划纲要》寻求智力支持。汪洋倡导的问政于民，激励网友参政议政，为全国官员作出了良好的表率。

汪洋注重与媒体的交流和沟通，被称为中国最敢讲真话的媒体——广东南方报业在汪洋的主政下，即便全国各地官员千方百计掩盖真相、打压媒体人士，广东传媒业依旧兴旺并且呈现勃勃生机。媒体信息的畅通无阻，使广东在第一时间接收到确切的资讯，对经济和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广东的开放和接纳，享誉全国乃至世界。

以往，来到广东主政的要员们到任不久，便会带领官商到江浙地带考察，想学习江浙的发展模式，然而时间长了，就会发现其实广东人注重“闷声大发财”，藏富于民，没有非常突出的炫富，但是广东人的富裕程度是全国无可比拟的，广东省的海关、地方税务每年为中央政府贡献了相当可观的财政收入，也是江浙一带无法比较的。包容、审慎、开放，是汪洋主政下的广东传统，也是当之无愧的“广东模式”的精髓所在。

2009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庆模式”首度被提出，解读这一模式，并将之与广东等模式进行对比，是近年来中国学界讨论热点之一。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肖滨教授：重庆模式短期占优势，“广东模式”更具生命力

近日肖滨教授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认为，“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均可视为中国模式下的典型范本，短期内，基于各种原因与气候，“重庆模式”可能在中国大陆占据某种优势，但长远来说，“广东模式”将更具有生命力。肖滨认为，重庆模式重视“对体系的维系与巩固”，广东模式则“强调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在经济领域，重庆与广东都重视经济发展，也关注民生问题，但前者突出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作用，后者则更重视经济发展中的市场机制；在涉及意识形态的价值领域和舆论空间，肖滨表示广东一直尝试在体制和价值中增添法治、民主、公民权利等新元素，当局也确有一些具体工作，包括广州近年推进依法治市，实已产生一定效果。另外，在全国各地的媒体中，广东媒体的表现有目共睹，最能体现开放、理性、宽容、竞争与批评的态势。重庆则强调价值重建中的红色话语，试图以“唱红歌”之类的活动来重建民众的价值观；重庆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在社会控制中主动出击，集中体现在重庆近年的强势“打黑除恶”。而广东模式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体系机制的不断改革，一直在为中国的城市治理与改革开放提供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项，包括广州政府的预算公开化、顺德的“党政联动”大部制改革、河源与惠州的网络问政、深圳党内民主的试点以及广东各地推行社会管理中的多元共治等。“广东这些试点可能会连成线，最后连成面，为中国政治改革探路”。

肖滨认为，“目前看来，‘左’的势力与声音确实是在放大。”不过，他强调说，迄今为止并无证据显示中央最终肯定哪个模式，虽有重量级人物对重庆给予肯定，但也无事实表明有谁在公开否定广东模式，目前作出判断为时过早。他也指出，距中共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还有一年多时间，关于两种模式的争论，不仅为十八大的人事布局埋下伏笔，也将影响中共高层对下一步中国发展路径的选择和确立，为十八大之后中国的发展方向、发展节奏的调整提供选择空间。

秋风：欢迎广东模式、重庆模式的竞争

在中国模式这个宏大框架之下，同时运行着两套治理机制，其一是政府控制和使用资源的大政府管理机制，这是从前三十年传承而来的。其二是市场经济和社会自治的治理机制，这是前一个统治机制有所松动，而在过去三十年中逐渐生成的。总体上而言，这两套机制处于某种胶着状态，也可以说是某种平衡状态。在这种混合的体制下，中国经济取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样是在这种混合体制下，这种快速经济增长也伴随着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都试图对目前的混合体制的内部紧张作出回应。区别在于，重庆模式准备通过部分地回归原有体制，缓解当下的社会冲突。广东模式则因应市场和市民社会的扩展，推动制度变迁。对于重庆模式、广东模式，以及其他可能存在、只是没有被人总结出来的模式，人们不必忙于下结论，更不应刻意压制。无论如何，这样的制度竞争本身是一件好事，它有助于发现最有助于解决当下中国所存在的诸多问题的方案。

杨恒均：“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重庆模式的本质是用红歌“教育”人民，用打黑对付不听话的人民。而广东模式，自从汪洋提出思想解放，到几乎每年一次与网友交流，以及每年两会等在各种政府部门会议的讲话，汪洋书记几乎从来没有直接面对广东民众“发号施令”过，更没有以任何方式要“教育”广东人民(当然包括我在内)。他一方面同网友平等交流，另外一方面却向官员声嘶力竭地灌输执政理念，他的很多讲话，都能够成为教育党员干部的经典(例如诸如“官员认为老百姓不听话，老百姓认为官员不像话”等等)。自始自终，汪洋始终避免扮演一个“教导”民众的导师角色，在广东的民间，你几乎听不到有人会提起汪洋如何如何，而在重庆，民众常常提起“我们的薄书记”……

网友谢旭楠：从劳资关系看“重庆模式”与“广州模式”

从两个地方处理劳资关系方式的不同着手，尝试比较这两个模式。并指出，用“广州模式”来代替“广东模式”会指代更加明确。在国家治理方面，广州政府表现出理性官僚和受民意约束的一面，如番禺垃圾焚烧场在强大的民意前搁浅就是一例。在媒体上，广州媒体的自由、宽容是有目共睹的。在缓解社会矛盾上，广州政府已经开始能较好使用疏导的方式来解决，如南海本田罢工和南沙丰田电装厂罢工事件都被定性为劳资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是，并不是整个广东省都有体现这样的一种模式。广东省其他城市，特别是珠三角以外的城市，依然在遵循着旧的国家治理方式，如政府与黑社会勾结、无视民意的“大气”规划、封闭无独立性的媒体等。肖滨教授认为，党对权力的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的竞争逻辑存在内部紧张性是中国模式的困境。笔者进一步认为，对这种紧张性的不同处理方式体现在“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对劳资关系的不同认识上。重庆在劳资关系上是一种政府通过行政权力来干扰市场运行的做法，而广州在对待劳资关系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这从南海和南沙罢工的妥善解决都可以看出。当然，我们不可忽略这样养一种进步是在多年来牺牲了许多农民工的利益后换来的，而且广东省其他各地的劳资关系依然没有显著的改善。当我们用对待劳资关系的态度来看“重庆模式”和“广州模式”时，更加清晰看出两者的不同。一是用国家权力控制社会来满足资方的要求，以此获得经济增长来换取合法性；另一个是从偏袒资方到帮助劳方，以牺牲一定的经济效益来换取合法性。这两者的不同显示了处理党对权力垄断逻辑和市场经济竞争逻辑的不同方法。笔者认为“重庆模式”还是没能走出中国模式中经济和合法性互动的旧逻辑，而“广州模式”的尝试更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横看天下：我反对“模式”论的说法

可以说“模式”理论是一个非常坏的理论，正是这个“模式”论害苦了中国社会，往往“模式”论的极端引述，就会造成了姓“社”姓“资”和行“左”行“右”的争论和斗争。这种“模式”论扼杀了中国社会很多基层地方的创新事物，这种“模式”理论完全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物，是创新新事物的杀手。模式论的争论者们，你们的争论应当休也，当今中国社会现状要求就是要尽快的让人民真正的富起来、幸福起来、尊严起来、让社会公平正义起来，只要当地的人民自愿接受、不反对、不拒绝当政者的做法，而当政者的做法真的给当地的人民带来好处，不管所谓“模式”的好坏，都是正确的。我希望中国大地上处处都有自己的所谓“模式”，就是不要一个统一的一模一样的“模式”。

丁咚：为什么提出“浙江模式”？

我认为作为模式，动态发展是其根本特性之一。而我们提出并倡导“浙江模式”，其重大意义显而易见：我们希望中国的未来不局限于某些不成熟的模式构建，而是为大家提供更多发展路径的选择，并从中确定最佳道路，特别是在当前已经提出的若干模式被证实具有先天性缺憾的背景之下。

多维网：重庆模式PK广东模式

如果说过去中国的官员走的是低调路线，那么现在当他们从高调中获得了民意的甜头，意识到政绩是可以被民众接受用来宣传造势的，并且中共高层对舆论的评价也已经开始认可，就会出现另一种政治风向，也就是各地方大员都在通过打造以自身命名的发展模式，来进行光明正大的政治公关。现在来看，舆论政治公关已经初现端倪。不过当这种政治口号与真实的政绩不再紧密附着，而是演化过头，成为一种纯粹的政治作秀，中国的民众也已经从最初的好奇政治风向变化，转变为对政治作秀的厌恶，那么就会又到了要转变的时候了。不过中国的官场习性和文化积淀决定了中国的官员短期内不会如西方政客一般成为专业的煽情家，所以从一个转变到另一个转变的过程必然会很长，中共高层领导人应该有充裕的时间来化解政治风气走极端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