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7-27 00:30
春秋末年，周王统治日衰。众诸侯群起争霸相互征伐，战乱不已。弱小的鲁国毗邻强大的齐国，时常受到齐国的侵略。鲁定公当政，昏庸无能，国家兵权完全操纵于季孙、叔孙、孟孙三家大夫手中。而奸臣少正卯、阳货等辈操纵朝政，一时间国事纷乱，纲纪荡然。卫国地处黄河之此，亦为弱小之国。卫灵公当政，其夫人南子与宋公子朝有染。世子蒯聩愤而入宫行刺，未遂亡命晋国。之前，阳货在鲁为乱，事败后投奔齐国，因齐景公不予接纳，只得转投晋国。阳货、蒯聩二人皆托庇于大夫赵鞅门下。
当时，孔夫子广收贤弟子，讲学于鲁国杏坛，提倡以礼义廉耻为立身之本，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行事准则。孔子诲人不倦，有教无类。其弟子中子路好勇，颜回能仁，而子贡多才。几个弟子天性虽各有不同，但孔子用人施教的方法，使他皆学有所成，身通六艺。孔子痛感奸臣弄权天下变乱，为施其道，遂出而求仕，任鲁国中都宰，后升任司寇，摄行相事。这期间，孔子除奸兴政，励精图治。齐景公唯恐鲁国强盛，用黎锄之计，借口两国修好，约鲁定公会于夹谷，届时以武力相胁，逼鲁国归顺为齐国附庸。幸而鲁定公偕孔同行，孔子责以大义，迫使齐景公归田谢过。黎锄此计不成又施一计，唆使齐景公献美女于鲁定公殿前。鲁定公大悦，沉溺美色，连日不理朝政。孔子知其不可为，毅然弃相位而去。
此后，孔子率弟子开始了万里长征，为天下人讲说信义。然而，所到之外无不是奸臣当道，昏君尸位。在卫不能用；去晋不能入；在匡受攻；在宋亦受攻。孔子不得已率弟子再返卫国，却又因求见卫灵公夫人南子招致弟子子路不满。一行人转而赴楚，途中又遭陈、蔡两国大夫遣兵围困。弟子们坚忍不屈，虽断粮七日，仍弦诵不辍，直至楚国援兵赶至。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虽不能为天下用，然正气所至实为艰险不能阻，威武不能屈，足使世人知所取，奸人知所惧。卫灵公死后，贤大夫孔悝扶蒯聩之子登位。蒯聩见有机可乘，遂借赵鞅之兵力，阳货之奸谋归国夺位。其时，子路在卫国为官，知大难临头，决心以死相报。叛军长驱直入，子路奋战于高台之畔，以一当十勇为可挡。最后终因寡不敌众，力竭而死。孔子晚年虽年逾七十，仍鼓余勇，续鲁史，修《春秋》。其时，诸弟子大半凋零，颜回夭亡，子路战死，子贡在他国为官。孔子膝下只有幼孙子思与其相依为命。
演职员表参考资料
角色介绍参考资料
抗日战争爆发后，费穆拍罢《北战场精忠录》，因回上海的交通断绝，他只得转道香港。在香港期间，结识了影迷金信民。金信民与费穆等人建立民华电影公司。对于公司的第一部电影，费穆提议拍摄一个别人不拍的题材——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
当时上海租界成为“战火中的孤岛”，很多乡绅、有钱人逃难至租界。这些消费者刺激了中国上海的电影界商业古装片的风潮。从1937年11月底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止，历史上称为“孤岛”时期。那时期的上海租界，政治环境极其险恶，张善琨以古装片《木兰从军》借古喻今，掀起了古装片的热潮。上海租界当时一年上映67部影片，其中取材于民间传说、稗官野史、评弹故事的古装影片有54部之多。而这些商业化作品质量参差不齐，影坛一片乌烟瘴气，引起像费穆这样的文人、电影从业者的不满。费穆希望能从文化教育角度讲孔子的故事，不与当时的电影主潮同流合污，要拍一部具有文化、教育意义的影片，对孔子及其思想学说正本清源，发扬光大，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精神境界。另一方面，他也想借孔夫子的故事，触及中国人敏感的神经，间接地宣传爱国思想和民族正气。
当时上海电影界拍片讲求时间短、成本低，有的影片只要几天就拍成，成本不过几千块。而民华公司和费穆为保证影片质量，拍摄《孔夫子》用了一年多，耗资十六万元，仅音乐一项就花了三万多。例如，费穆拍一个孔夫子抚琴的镜头就拍了一个通宵。再例如，该片在联华公司的片场搭景拍摄，片场空地很多，但拍雪景时，费穆坚持要等真下雪时才拍摄。拍“杏坛讲学”一场时，为了达到理想的光影效果，费穆执意要等天上的一片云飘到最佳位置，才肯开机。最终，该片共拍了一万五千尺胶片，剪辑后却仅剩下九千多尺。
1940年12月19日，该片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一周内天天票房爆满。但是金城的老板柳氏兄弟急于放映自己任股东的金星公司的《红粉金戈》，便劝说片方将该片移至他们旗下的金都戏院作为开幕片放映，但移师金都后，该片并未作为开幕片放映，加之热度已过，最后票房渗淡收场。
该片经历了短暂上映之后，胶片便不知所踪。直到2001年，一位匿名捐赠者把去世亲人的遗物捐赠给了香港电影资料馆，《孔夫子》的电影胶片才重现人间。美中不足的是，电影胶片原本包括电影摄影用的负片、印拷贝用的正片和录音用的声带片等，而重现的《孔夫子》胶片中，长片是负片，只有一些零散片段是正片。2009年，修复后的《孔夫子》于第33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期间放映。2013年，上影厂仓库中又找到了该片的一批剧照。
该片以孔子生平的主要事迹作为表现对象。创作者阅世既深，又具真实的文化体味，故乃有其自得之解。该片把孔子作为有血有肉的人来写，表现孔子从青年到老年的一生，融合了丰富的现实的感喟与文化的理解。影片故事线索清楚，情节较为集中。但和胡玫导演的《孔子》相类，该片似乎同样源于一种“意识形态的冲动”。一部影片古为今用，宣传自己的时代与国家主流价值，并没有错，但是，如果让这样一部表现中国思想史上的“行者”“流浪的君子”，负载过浓的政治味和过高的经济上的要求，那就不是它所应有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所长丁亚平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