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

更新时间:2024-09-19 18:22

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隋朝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

国号

唐朝的国号为“唐”,曾是晋的古地名(参见词条唐国)。唐高祖李渊的祖父李虎被追封为唐国公,其后爵位传至李渊。李渊以尊“隋”为名起兵,在隋恭帝杨侑禅让后便以“唐”为国号,定都长安。因国君姓李,故称李唐,尊称为大唐。

历史

开国统一

唐朝皇族陇西李氏,被认为是十六国西凉开国君主李暠的后裔。《旧唐书》和《新唐书》则将李氏的祖先追溯到了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李耳(老子)。而在南北朝后期,李氏家族兴起的关键人物是李虎。李虎在北方的动乱中追随北魏权臣宇文泰,成为宇文氏家族倚靠的“八柱国”之一。李虎死后,其子李昞继续在西魏北周得到重用,还一度被赐胡姓大野氏,待到北周末年丞相杨坚掌权,才还复本姓李氏。李昞子李渊自少袭封父爵唐国公,娶宇文泰外孙女窦氏(参见词条太穆皇后),深得建立隋朝的隋文帝杨坚与其妻文献皇后独孤氏的喜爱。

主词条:隋末民变晋阳起兵李渊攻取长安之战

隋朝在大业(605年-618年)年间,由于隋炀帝滥用国力,加之三征高句丽的失败,导致民变四起。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任李渊为山西河东慰抚大使、太原留守、晋阳宫监,以北备突厥,并镇压该地区的农民起义。李渊见天下大乱,隋朝灭亡的形势不可扭转,次子李世民及左右的谋臣裴寂刘文静纷纷建议起兵以举大事,于是命李世民刘文静及门下客长孙顺德刘弘基各募兵。

大业十三年(617年)五月,觉得时机成熟的李渊杀死副留守王威高君雅,于晋阳以尊隋之名起兵。七月,李渊与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挥师南下,破霍邑(今山西霍县)斩宋老生,至河东不克,次子李世民请命率军渡黄河,定渭北,获兵十三万屯于长安,遣使请高祖李渊赴京,十月,高祖李渊下令围城。十一月攻克长安,遥尊隋炀帝为太上皇,拥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杨侑即隋恭帝;李渊自任大丞相,封唐王。义宁二年(618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之变中被杀。五月,李渊逼恭帝禅让,李渊称帝建国,国号“唐”,改元武德,定都长安,隋朝灭亡。李渊即唐高祖。此后,高祖册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

主词条:唐朝统一战争

唐朝初期,由于经历了长期战乱,国家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人口也从隋朝大业初年的八百万户骤降至二百余万户。此外,唐朝的北方边境也受到了来自漠北的东突厥的威胁。当时的突厥空前强大,包括契丹室韦吐谷浑高昌等国,甚至是中原地区的窦建德薛举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地方割据势力都臣服于突厥。

高祖入主关中前,先派人吹捧瓦岗军领袖李密,使其成为中原的屏障。到唐朝建立时,各派政治力量继续在进行角逐。高祖则以关中为根据地,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着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武德元年(618年)六月,李世民率唐军攻打割据陇右的薛举薛仁杲父子。九月,薛举死。十一月,薛仁杲兵败降于李世民,唐军占有陇右。次年(619年)五月,唐又以反间计策动武威豪族安兴贵安修仁生擒李轨,不费刀兵便尽有河西走廊之地。武德三年(620年),李世民击败勾结突厥入侵河东的刘武周宋金刚,恢复了对代北的统治。至此,唐朝不仅巩固了关中根据地,而且发展了实力,可以集中力量经营中原和江南。

此时,瓦岗军已瓦解,山东大部分郡县已降唐,幽州的罗艺也归附了唐朝。黄河流域形成窦建德的夏政权、王世充的郑政权与唐政权鼎足而立的形势。高祖派李世民东征王世充,郑、夏结成联盟抗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击溃郑夏联军,俘窦建德王世充投降。窦氏余部受唐廷迫害,因而在刘黑闼的领导下两次起事,并联合突厥兵南攻。高祖先后派李世民、李建成率军东讨,俘斩刘黑闼,河北平定。随后,割据鲁南的徐圆朗、割据冀北的高开道相继败亡。至此,唐朝大体统一了河南、河北、山东地区。

武德四年(621年),割据江陵的萧铣被唐将李靖李孝恭率军平定。同年,岭南地区的豪族冯盎降服,唐以其地置八州;虔州(今江西赣州)的林士弘被唐军击败。岭南各地纷纷臣服。江淮地区的杜伏威早在武德二年(619年)便已降唐,受唐朝册封为吴王。武德五年(622年),杜伏威入朝,但其余部在辅公祏的煽动下,于武德六年(623年)八月起兵反唐,称宋帝,翌年(624年)被唐军俘杀。江南平定。

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据夏州(今内蒙古白城子)、依附突厥的梁师都以外,唐朝已在全国建立起了统治。太宗贞观二年(628年),唐乘突厥衰乱,派兵攻灭了梁师都。

唐高祖在位时,废隋苛政,定律令、建官制、置学校、组建十二军统领府兵、颁均田制租庸调法、行“开元通宝”钱,初步完善各项制度,为唐王朝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贞观之治

主词条:玄武门之变贞观之治

唐朝建立的过程中,高祖李渊虽为开国皇帝,然其事业大部分由其子李世民完成。随着李世民威望的提高,高祖李渊对他的猜忌与日俱增,放任李建成对李世民及其府僚的迫害,更加剧了兄弟间的争斗。这一斗争最后以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伏兵于玄武门,发动军事政变,射杀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而告终。事变后,高祖册立李世民为太子。八月九日,高祖禅让帝位,成为太上皇。李世民继位,是为唐太宗。

唐太宗是中国古代一位善于吸取历史经验,具有开明思想和政治远识的帝王。即位后,经常与大臣讨论历代王朝盛衰的教训和治国方针政策。他从隋末民变中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吸取隋灭教训,重视百姓生活;留心吏治,选贤任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任用杜如晦房玄龄等贤臣,李靖、李勣等战将,重用魏徵等诤臣,出现了以“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为代表的一批文臣武将,保证了政治稳定和各项政策的施行;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一系列治世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较为安定的局面。

同时,太宗大力平定外患,攻灭东突厥、吐谷浑、高昌、薛延陀,打击高丽(即高句丽)、吐蕃(后以文成公主嫁予松赞干布);尊重边族风俗,对少数民族采取相对平等的态度,曾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出现“胡越一家”的盛况,四方诸国尊他为“天可汗”。

在贞观中后期,最困扰太宗的是储位问题。太宗与文德皇后长孙氏所生诸子中,惟有魏王李泰最贤,长子李承乾被立为太子,多次在太宗外出巡行时留守监国,但在贞观中期性情大变,不符合作为一个储君的基本要求;四子李泰获封魏王并修《括地志》,而深受太宗宠爱,对李承乾的储位产生了威胁。贞观十七年(643年),李承乾勾结朝臣谋反,事迹败露,唐太宗在权衡后决定废黜李承乾、李泰二人,改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贞观末年,唐太宗为解决边患多次发动对外战争,征发劳役比前期有所增加,但因始终注重民生及时安抚,并未引发大范围民怨。

经过太宗朝君臣的共同努力,在太宗执政的贞观年间(627年-649年),唐朝出现了一个政治较为清明、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安定、武功兴盛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是为唐朝的第一个治世,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厚实的经济基础。

高宗时期

主词条:永徽之治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五月二十六日,太宗驾崩于翠微宫含风殿。六月一日,李治即位,即唐高宗。次年改元“永徽”。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同心辅政,继续执行唐太宗制定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经济,提倡文教,这一时期边陲安定,百姓阜安,使得天下大治,被誉为“贞观遗风”。

永徽四年(653年),高宗借房遗爱等谋反一案,将诸宗室、勋贵中的反对势力一网打尽,巩固了自身的皇位。永徽六年(655年),他力排众议,在许敬宗支持下,废士族出身的皇后王氏,立昭仪武氏(即武则天)为后,并借机打击顾命之臣长孙无忌褚遂良。这场斗争具有打破士族集团在政权中的优势、削弱其势力的意义。

高宗在即位之初,召见各地的朝集使,对他们说:“朕刚刚即位,有对百姓不便利的事情你们都应奏陈,未说透彻的再次上书启奏。”从此每天带十名刺史进入阁中,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及其从政措施。他又下诏,不许京官及外州进献鹰隼及犬马。高宗君臣照贞观时法令执行,故永徽年间,边陲安定,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史称“永徽之治”。

麟德二年(665年)十月,高宗从东都出发,前往泰山封禅。封禅车乘连绵数百里,随行的还有突厥、于阗、波斯、天竺、倭、新罗、百济、高丽(即高句丽)等国的使节和酋长。此举显示了当时唐朝的富强。在太宗、高宗统治时期,唐朝的人口也从隋末唐初的动乱中得以恢复,从唐初户不满二百万户至高宗永徽三年(652年)增加到380万户。

主词条:唐灭西突厥之战白江口之战唐灭百济之战唐灭高句丽之战

在文治天下的同时,高宗一朝继续扩张征战,史称“唐朝对外的威力,以高宗时为极盛”。

永徽元年(650年),唐将高侃击擒突厥车鼻可汗,高宗分置单于、瀚海二都护府。高宗袭位后,还持续对西突厥用兵。显庆二年(657年),唐将苏定方等大破西突厥,远袭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一带),生擒西突厥沙钵罗可汗,西突厥亡。高宗在西突厥故地分置昆陵、蒙池二都护府。次年,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

永徽六年(655年),高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于唐,高宗先后派兵出击高丽和百济。龙朔三年(663年),唐将刘仁轨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大败百济、倭国联军,同年百济灭亡。总章元年(668年),唐将李勣等率军攻占平壤,灭亡高丽。高宗以其地设安东都护府,分置四十二州。

高宗在位期间,唐朝的疆域最广,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这一版图基本维持了三十余年。

高宗统治后期不再如永徽初年一般从善如流,重视民生,朝中自褚遂良、韩哀死后无人敢于直谏,粮价达至四百钱,遍地饿死的饥民,宠幸奸佞听信谗言,将朝政委托于武后,为武氏篡权留下隐患。

武周代唐

主词条:武周

李治在位时,武皇后(名武曌,一般称武则天)逐渐参预朝政。武则天原为李世民的才人,李世民死后出家为尼,后被高宗召入宫中,在权力斗争中获胜,被立为皇后,史称她“素多智计,兼涉文史”。显庆五年(660年),李治因身体原因让武则天协助处理朝政,她因此得以与李治并称为“二圣”。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驾崩于紫微宫贞观殿,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以皇太后名义临朝称制。光宅元年(684年),武则天因中宗与之不合,将他废为庐陵王,另立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

这之后的几年间,先后有扬州徐敬业、宗室越王李贞、琅邪王李冲等起兵,都被武则天派兵平定。宗室叛乱直接导致了武则天对唐宗室大臣的清洗,也为她称帝铺平了道路。载初元年(690年),武则天制造祥瑞,迫使睿宗禅位,自称大周“圣神皇帝”,改国号为周(史称“武周”),定都洛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当皇后时,就提出十二条施政意见,包括劝农桑、薄赋徭;减省功费力役;息兵;提升才高位卑的官吏;广开言路等。在她统治期间,下令限制王公以下蓄养奴婢的数目,改革徭役和户籍制度,允许逃亡农民在一定条件下编附户籍。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发展,国家控制的人口从贞观末永徽初的380万户增加到650万户。

武则天具有驾驭臣下的能力。她为培植自己的势力,鼓励士人自荐,又开殿试武举,设“试官”,大量破格选用和升迁官吏,时称“北门学士”。虽有录用过多、升迁过快的弊病,但一旦发现不称职者就立即贬黜。她慧眼识人,明察善断,赏罚分明,培养了一批有才干的官员。像唐休璟狄仁杰张柬之张仁愿,以及开元名臣姚崇宋璟等,都是武则天发现并提拔起来的。非士族阶层的广泛参政,扩大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基础,抑制了士族势力,对政权的巩固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武则天统治期间,在军事上重设安西四镇,抵抗后突厥侵扰,并在东北契丹的“营州之乱”爆发后设法将其平定。这些举措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一定贡献。

武则天称帝期间,社会文化艺术亦有所进步,当时佛教大兴,该时期佛寺兴建频繁,扩建的龙门石窟为其代表。后人称其统治“上承贞观,下启开元”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

唐室复辟

主词条:神龙政变唐隆政变

武则天统治最黑暗的地方是接受告密和任用酷吏。她在朝堂上设置铜匦,接受告密文书。告密失实无罪,致使朝廷内外告密成风。又重用索元礼来俊臣周兴等一批酷吏,对大臣肆意罗织罪状,严刑逼供,相继诛杀唐宗室数百人、文武大臣数百家。直到其称帝、政权相对稳定后,这种极恐怖的政治才告一段落。她广建佛寺,筑“明堂”“天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民力物力。所以在这半个世纪中,一方面社会经济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均田制已开始趋向弛坏,农民逃亡逐渐普遍,阶级矛盾有激化的倾向。

武则天虽夺取李唐社稷,却在朝廷内外压力下,不得已将李显从流放地召回,立为太子。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联合禁军将领敬晖等发动神龙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中宗李显复位,恢复了大唐国号。数月后,武则天去世。死前下诏去帝号,复称皇后。

中宗复辟后,一直受到妻子韦皇后、女儿安乐公主和武氏旧党如武三思等人的影响,张柬之、敬晖等先后被流放或诛杀。他们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日夜宴游,淫逸无度。韦皇后有意成为第二个武则天,安乐公主则曾要求成为皇太女景龙元年(707年),非韦皇后亲生的太子李重俊发动政变,杀死武三思等,并企图除掉韦皇后,但最后失败被害。景龙四年(710年),韦皇后和安乐公主合谋毒杀中宗,立温王李重茂为帝,是为唐殇帝,并欲加害被排斥在最高权力外的相王李旦。最后,李旦三子临淄王李隆基在武则天之女太平公主协助下发动唐隆政变,诛杀韦皇后、安乐公主及武氏残余势力,废李重茂,拥立李旦复位,改元“景云”。睿宗李旦复位后,立李隆基为太子。

开元盛世

主词条:开元盛世

睿宗复位后,朝政依然腐败。太平公主因拥立之功,势力变大,宰相七人中有五人因她得位,文武大臣也多半依附于她。这就与太子李隆基发生了尖锐矛盾。景云三年(712年),睿宗传位太子,李隆基即帝位,是为玄宗。先天二年(713年),玄宗率先下手,将太平公主赐死,其党羽或杀或逐(参见词条先天政变),改元“开元”。自武则天以来的皇后、公主干预政事的局面至此结束,自中宗即位八年以来的混乱政局也至此稳定下来。

玄宗登基后,致力于整顿此前遗留的诸多弊政。他先后任用姚崇宋璟张嘉贞张说李元纮韩休张九龄等一批熟悉吏治、富有才能的宰相,选择良吏、建立制度,同时下令精简官僚机构,裁减冗官,除奢从简,注意租税的均平征敛,又通过括户等手段缓解土地兼并导致的逃户问题。面对社会发展出现的新情况,他适度进行改革:放松对逃亡编户(客户)的限制;军事上,改府兵制募兵制,并兴复马政;在加强中央权力的同时对大行政区放权;提高执掌贡举官员的等级;用《循资格》稳定官僚队伍;全面修订法律,颁布《大唐开元礼》;设“常平仓本”调剂贫富;立“劝农社”促进农事;大力兴修水利,边境上大规模兴建屯田;在东、西二京置集贤院,集中学者整理典籍,抄写经史子集约九万卷。

这些政策使唐朝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成为一个国力昌盛、文化灿烂的强大王朝,吸引着周边政权向它学习、与它交往。到开元末年,国家富庶,物价低廉,社会秩序良好,行旅千里不绝。

对外方面,玄宗收复了辽西营州及睿宗时期赐给吐蕃的河西九曲之地,并再次降服契丹室韦靺鞨等政权;西域方面,吞并大小勃律并且攻灭突骑施,塞北政权方面降服复国的后突厥,后又扶持回鹘剪灭后突厥。

玄宗改元天宝后,因承平日久,国家无事,逐步丧失向上求治的意志,志得意满,开始追求奢欲、倦于政务。在天宝四载(745年)纳杨玉环为贵妃后,玄宗更加沉溺酒色。这时宰相李林甫专权。李林甫虽然精于吏事,但打击政敌不遗余力。

虽然政治趋于腐败,社会风气日益奢靡,但天宝年间经济仍有发展。天宝十二载(753年),自长安向西万余里,仍是人户相望、桑麻遍野。天宝十四载(755年),全国统计户口有900余万户,5200余万口,达到唐朝统计户口的最盛。

安史之乱

主词条:安史之乱

天宝元年(742年),玄宗在边境地区设置十节度使。到他统治后期,边地军事力量膨胀,身任大军区长官的节度使除军事外,兼管民事,由于玄宗后期好大喜功,为此边境将领经常挑起对异族的战事,以邀战功。而募兵制的推行,使得节度使与军镇上的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形成边将久任、军阀权重的局面。加之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削弱其对地方的控制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掌握重兵的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胡人安禄山

天宝十一载(752年)李林甫死后,杨贵妃族兄杨国忠为相。杨国忠与安禄山不和,激其反叛。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与史思明以诏讨杨国忠为名,起兵十五万反于范阳。史称“安史之乱”。由于天下承平日久,中原唐军弱不能战。十二月,叛军攻占洛阳,唐军退守潼关。同时朔方节度使郭子仪率众进军河北平叛。天宝十五载(756年),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年号圣武。六月,唐军兵败潼关、叛军攻占长安。玄宗出奔四川,在马嵬坡时,随行士兵哗变,杀死杨国忠,并逼迫玄宗处死了杨贵妃。太子李亨分兵后随即北上,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即位,改元“至德”,是为肃宗。玄宗被遥尊为太上皇。李亨的称帝,虽有擅立嫌疑,但在稳定人心、统一指挥平叛方面具有积极作用。

(安史之乱图册参考资料)

随后,肃宗急调郭子仪回军灵武,命其与李光弼等将领讨伐安史叛军;又命宗正李承寀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至德二年(757年)正月,河南节度副使张巡、睢阳太守许远等率领军民坚守大运河咽喉、江淮屏障睢阳(今河南商丘),在睢阳之战中力阻前后叛军数十万人长达十个月之久。这时,安史集团内部发生内讧,安禄山之子安庆绪杀父自立。九月,郭子仪大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史思明于是在范阳降唐,只有安庆绪固守相州(今河南安阳)。乾元二年(759年),史思明再叛,驰援安庆绪,与唐九节度大军决战于安阳。唐军溃败,史思明杀安庆绪。上元二年(761年),史思明在洛阳再败唐军,想乘胜西入关,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

宝应元年(762年),李亨病危,其妻张皇后想废除太子李豫,改立越王李系,宦官李辅国程元振保护李豫,逮捕张皇后、李系等。随后李亨去世,李豫登基,是为唐代宗。即位当年,代宗便任命其子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统率仆固怀恩等大败史朝义部叛军。广德元年(763年),唐军直指范阳,叛军将领纷纷举州投降,史朝义自杀。安史之乱结束。

长达八年的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使得唐朝元气大伤,由盛转衰。此后,中央的权力大大削弱,节度使的权势越来越大。此时均田制已经逐步瓦解,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租庸调制也无法实行。安史之乱后人丁锐减,土地大量荒芜。藩镇势力壮大,藩镇割据的现象在代宗朝后逐渐形成。

艰难复兴

主词条:藩镇割据

安史余部投降后,唐朝廷无力收回其兵权,仍然任命他们为当地节度使,其中李宝臣的成德镇(治今河北正定)、李怀仙的幽州镇(治今北京市城区西南)、田承嗣的魏博镇(治今河北大名)并称为“河北三镇”,是最跋扈的藩镇,名义上尊奉唐王朝,实际“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父死子代,长期割据一方,直到唐亡。

安史之乱后,内地也普遍设立藩镇。河北之外,中原藩镇有些割据性较强、如淄青(治今山东东平西北)、淮西(治今河南汝南)、昭义(治今山西长治)等。南方藩镇军队较少,节度使基本忠于朝廷。

在唐朝中晚期的大部分时期里,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朝廷在藩镇表面恭顺的前提下,开始默认极个别藩镇自主选择节度使的权力。各藩镇间功能不同,也存在矛盾,如中原地区和边疆地区藩镇保证了内外势力的均衡,东南藩镇则提供财政支持。因此有研究指出,正是藩镇间的相互制约使唐朝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仍能延续百余年。

主词条:奉天之难

广德元年(763年),吐蕃乘虚攻占长安,代宗出逃陕州,随后起用郭子仪击破吐蕃。永泰元年(765年),又用郭子仪等平定仆固怀恩之乱。代宗在位时,颇有志于朝政。他打压权宦强臣,使其或死或贬,起用贤臣杨绾,并命刘晏改革盐法,改善了国家的财政状况。

大历十四年(779年),代宗在大明宫紫宸内殿崩逝,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德宗任用杨炎为相,于建中元年(780年)开始实行两税法,一年分夏、秋两季依土地征税。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在短时期内缓和了财政困难问题。

德宗力图平藩,不许藩镇传土地于子孙,招致成德、魏博、淄青三镇叛乱,发生了持续五年的奉天之难。在平叛过程中,更有卢龙、淮西继叛,各自称王称帝。前往平叛的泾原军队又发动泾原兵变,占领长安,拥卢龙节度使朱滔朱泚为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梁州(今陕西汉中)。在李晟等人陆续将兵变平息后,德宗对叛乱造成的危难心有余悸,于是对藩镇采取姑息态度,承认河北三镇世袭特权,以使其取消王号,维持现状。这次失败的削藩战争,基本奠定了其后中央与藩镇、藩镇与藩镇的强弱地位,以及各藩镇之间盘根错节的相互关系。德宗回到长安后,一方面积蓄力量为削藩做准备,同时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

不过,德宗在位时,用宰相李泌之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也为后来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主词条:永贞革新元和中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德宗驾崩,其子李诵登基,即唐顺宗。顺宗任用王叔文等,罢除了宦官掌握的“宫市”,试图夺取宦官统领神策军的权力,结果遭到宦官强烈抵制。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密谋下,在位不到两百日的顺宗被迫禅位于其子李纯,即唐宪宗;王叔文、柳宗元等改革核心成员或被赐死,或被贬为远州司马。这次斗争被称为二王八司马事件或永贞革新。

宪宗经常阅读典籍实录,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总结历史经验,勤勉政事。他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能臣、贤臣为宰相。宪宗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很晚才退朝。宪宗在位十五年间,在政治上有所改革,政绩较多。

在军事上,宪宗刚明果断,用人不疑,决心以法度制裁藩镇,力图中兴统治。从元和元年(806年)到元和七年(812年),他在宰相李吉甫杜黄裳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下,先后派兵讨平西川、夏绥、镇海三镇,劝导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顺朝廷。元和九年(814年)至元和十二年(817年),经过苦战平定淮西吴元济叛乱。此后,成德镇的王承宗也输纳贡赋、请授官吏。元和十四年(819年),又平定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各地节度使都由中央任命。至此,跋扈的河北三镇及淮西、淄青都接受朝廷约束,全国暂归统一。这一短暂的成就被称为“元和中兴”。

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宰相短视,致使长庆元年(821年)魏博、成德和卢龙三镇再叛,而元和以前长期割据的河南、河北和山东地区的其他藩镇,继续在唐朝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唐王朝直接统治的地区比元和以前有所扩展,但藩镇问题并未从根本上解决。

宦祸党争

主词条:南衙北司之争

在吐蕃的威胁下,外部危机严重的情况下,唐朝的内患也不断加深。其中导致唐后期政治腐败的更大问题是宦官专权,专权的基础和危害均源自宦官握有兵权。

唐初使用宦官有一定限制,到唐玄宗时宦官权力明显扩大。安史之乱爆发后,肃宗以宦官李辅国执掌禁军。代宗时神策军成为中央禁军。德宗不信任朝官,设左右护军中尉,以宦官担任,统率神策军。从此,由宦官统领神策军成为固定制度,直至唐亡。神策军地位在其他禁军之上,装备精良,有十五万人之多,控制了神策军等于控制了中央的军事力量。朝廷又以宦官为监军使、驻扎各个藩镇,直接与中央联系,既是中央耳目,又是控制地方的手段。朝廷还设置由宦官充当的左右枢密使,替皇帝裁决政务。两枢密使、两中尉号称“四贵”,掌握军政大权,成为政府实际统治者。自顺宗以后至唐亡,除唐敬宗外,八个皇帝都是宦官拥立的;宪宗、敬宗均死于宦官之手;一个皇帝(昭宗李晔)曾被宦官囚禁。

跋扈的宦官胁迫皇帝、蔑视宰相、欺凌士人、横行朝野,必然与朝官发生冲突。由于宦官的机构在北面宫城,朝官的衙门在南面皇城,因此朝官和宦官的斗争被称为“南衙北司之争”。在皇帝支持下,朝官曾与宦官有过两次大的斗争,一次是顺宗时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参见“艰难复兴”目录),还有一次是文宗时的“甘露之变”。当时文宗起用李训郑注,策划了一个剪除宦官的计划。太和九年(835年)十一月,李训使人谎称金吾厅后石榴树上出现甘露,想在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率众宦官前往查看时将他们杀尽。仇士良在途中发觉有异,挟持文宗急入内宫,随即派神策兵捕杀李训、郑注并众宰相,血洗长安。文宗以后,再无皇帝主动对宦官采取大规模剪陈行动,从此,“天下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直到唐朝灭亡。而后,宦官团结一致;以宰相为首的南衙唯有借藩镇兵力对抗宦官权力,从而埋下了晚唐藩镇、宦官相冲突的种子。

主词条:牛李党争

安史之乱后,君权多弱,相权又不专,导致朝官内部争权夺利、各结朋党,排斥异己。宪宗在位时已经关注朝官结党倾向,多次与宰相讨论朋党问题。宪宗以后,出现了影响朝政四十余年的所谓“牛李党争”。“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