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室故乡成“东京”

曹魏代汉以后，以洛阳、许昌、邺、长安、谯五城为曹魏五都。

洛阳，居天下之中，从东汉“东京”变为曹魏“中都”，其余四都分别以其方位形成东西南北四京。

长安（位于今西安市西北部汉长安城遗址区）由于既是西汉首都、也是东汉西京、还是当时曹魏雍凉地区的重镇，处于在洛阳的西方，所以依然是“西京”；

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南部邺城遗址区）则是汉末新近崛起的河北重镇，曾经做过袁绍、曹操的霸府所在地，也是魏公国、魏王国的国都，它在洛阳的北方，也便成为曹魏“北京”（可能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北京城）；

许昌（位于今河南省许昌市区）是汉献帝建安年间的汉都所在地、也是曹操霸业的重要根据地、更是曹丕受禅所在地，它位于洛阳的南方，因此成为曹魏“南京”；

谯城（位于今安徽省亳州市）的地位有点像东汉的南阳，几乎仅仅是因为它是曹魏皇室的故乡，且位于洛阳的东方，才把它设置为曹魏“东京”的。

除了曹魏与北周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其他政权，均未曾设置“东京”。北周的东京城设置也很短暂，是在北周灭齐（公元577年）后，方才再度以洛阳为东京的，而后不到四年北周便被杨坚取代了（公元581年）。不过，北周东京虽然短暂，却也设置了六府官，号“东京六府”，来具体管理河南河北地区的军政事务。

隋朝在隋炀帝即位以后，由于长安的粮食供应需要外地运输，不如靠近大运河的洛阳方便，所以隋炀帝便营造东京洛阳，作为隋王朝后期的都城。可以说，虽然隋文帝没有确定洛阳的“东京”地位，隋炀帝却在他执政的时期明确以洛阳为东京的。从隋炀帝营造洛阳城以后，洛阳城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此以后洛阳城方才迁移到如今的洛阳市区位置（隋唐洛阳城遗址区）。

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迁都洛阳，官称东京，609年改称东都。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颁布《建东都诏》定为东都，与长安并列为首都。光宅元年（684年）改称神都。690年武则天改唐为周，定都神都。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改称东京。

大业元年（公元605年），隋炀帝迁都洛阳，令将作大匠宇文恺、杨素等营建东京，同时开凿以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每月役丁200万人，宇文恺“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正月，东京洛阳建成，“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十二月冬至，隋炀帝开创中国历史上首次万国来朝，在东京皇宫紫微城正殿——乾阳殿接受万国朝贺。杨广作《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改东京为东都。

唐朝，618年唐高祖定都长安，657年，唐高宗建都洛阳，自此以西京长安和东都洛阳并列为首都，两京并重。684年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以洛阳为首都，称“神都”，长安反成为陪都。690年武则天改国号为周，692年增设北都太原为陪都，705年恢复两京并重。723年复以北都太原为陪都。733年以长安为京畿，洛阳为都畿，二者并称“京都”；757年增设凤翔、成都两座陪都而形成五京制格局，762年后结束五都制，以长安为首都，洛阳、太原为陪都。904年迁首都于洛阳。

显庆二年（657年）唐高宗颁布《建东都诏》，改洛阳宫为东都，实行两京制，与西京长安并列为首都。唐朝先后在公元657年（唐高宗时期）以洛阳为东都，在公元684年（武则天时期）以洛阳为“神都”，在公元705年（唐中宗时期）又改回东都，公元742年（唐玄宗时期）以洛阳为东京，公元762年（唐代宗时期）再度以洛阳为东都，直到唐朝灭亡。可以说，相较于唐朝的北都晋阳、中都河中、南都江陵、西都凤翔，东都洛阳是持续最久的一座大唐陪都。因此，洛阳城在北周隋唐三朝断断续续地做了四次“东京城”，分别是北周末年、隋炀帝时期、唐高宗后期、盛唐以后。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武则天的武周政权虽然以洛阳为首都，但给予洛阳的名号是“神都”，并非“东京”，所以严格地讲，武周政权并没有设置“东京”城。

“东京”汴梁是首都

朱梁政权取代唐朝之后，便以首都开封（今河南开封）为东都、以陪都洛阳为西都，而后虽有后唐政权再度以洛阳为东都，但取代后唐的后晋、后汉、后周乃至北宋，则先后把位于南北大运河枢纽的开封当作首都，并称其为“东京”，又称“汴梁”。于是，开封便在五代十国与北宋的两百多年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三座“东京”城，以其雄踞大运河枢纽位置的地位，控制着五代时期与北宋时期的中原地区。

除了北方的五代政权有设置东京以外，南方十国之中的南唐、吴越两国也有设置“东都”，南唐国的东都便是江都，也就是今天的扬州，与南唐国都西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并称；吴越国的东都则是越州，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与吴越国都西都杭州并称。所以，扬州与绍兴也曾短暂做过东南割据政权的“东京”城。

另外，渤海国是一个与唐朝同期存在的东北地方割据政权，由于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颇具唐风而被称为“海东盛国”。渤海国在京号方面也受到了唐朝与新罗的影响，对其曾经先后定都过的五座城池，分别按照方位命名了“五京”，并以如今位于吉林省珲春市八连城遗址的龙原府为东京城。渤海国的五京制，影响了日后同样兴起于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朝。

逐渐消失的东京

与两宋政权同期存在的北方辽、夏、金政权，也学着中原政权的模样，设置了“东京”或“东都”。辽朝的东京为辽阳府，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辽阳市，是辽国灭亡渤海国之后，为了镇服东方新附领土而设置的东京，与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境内）、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境内）并列为“辽代五京”。

取代辽朝的金朝起初定都上京会宁府之时，并没有设置东京，直到海陵王迁都燕京之后，方才更改原先设置的南京辽阳府，为金中期以后的东京，用来发挥其镇服东方的作用。

辽会同元年（公元938年），改南京为东京，设东京道，置辽阳府，辽阳遂为五京之一。这是辽阳行政建置上称“辽阳”的开始。东京辽阳府辖辽阳、仙乡、鹤野、析木、紫蒙、兴辽、肃慎、归仁、顺化等9县。当时的辽阳城规模宏大，高三丈，有楼橹，幅员三十里，八门，格外壮观。宫墙北有让国皇帝御容殿。辽代崇信佛教，在辽阳兴建了许多寺庙，辽阳也因此成为辽代的佛教中心之一。

天显五年（公元930年），耶律倍因受其弟耶律德光猜忌，逃奔后唐，东丹国名存实亡。耶律倍曾做《海上诗》以抒胸臆。

太子河一名出现在辽代，与东梁河和大梁水并称。这个名称的由来，大概反映了辽阳人民对燕太子丹和辽太子耶律倍的共同怀想。

继辽代统治辽东地区的王朝为金朝，是以女真族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封建制国家。女真族领袖完颜阿骨打于1115年建国，1116年五月，金兵攻占东京城。仍因袭辽制，辽阳为五京之一，东京路首府，领辽阳、鹤野两县。置东京留守司，治今辽阳城。公元1155年，完颜雍出任东京留守司留守兼府尹，在渤海李氏大族等的支持下，于1161年十月在辽阳拥兵称帝，史称金世宗，并改元大定。

金代，因金世宗的母亲贞懿皇后李氏出生于辽阳，以及金世宗登基于此，因而辽阳城处于非常荣耀的地位。贞懿皇后寡居后，于金熙宗年间出家为尼，熙宗赐其法号通慧圆明，并赐紫袈裟。回到辽阳后，营建清安寺。根据辽阳出土的《东京大清安禅寺英公禅师塔铭》所记，“贞懿太后以内府金钱三十余万，即东都建清安寺……有资巨百万……金帛山积。”该寺庙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

与宋辽金并立的西夏，以其首都兴庆府为东京，也就是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是李元昊建国以来的西夏首都所在地，与西夏西京西平府（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市境内）并列。

辽宋夏金以后的元明清三朝七百多年时间，均未曾设置过东京或东都，所以“东京”、“东都”之名号，便没有像南京、北京那样从“京号”转化为地名，这才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努尔哈赤建后金政权于天命六年 (一六二一年)，在辽阳建东京城为首都。

东京城（位于辽宁省辽阳市），是努尔哈赤占领辽阳后修筑的后金都城。虽然作为都城意义的东京城只存在了4年，便在之后清朝的历史中逐渐败破与没落。然而，建都东京城标志着后金的崛起，努尔哈赤在这里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带领女真部落走向强盛，使后金政权具备与明朝分庭抗礼的实力，为日后清朝的百年基业奠定了基础。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召开御前会议，商议迁都事宜，称“吾之得辽阳如鱼之得水”，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并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鉴于辽阳城年久失修，颓圮不堪。8月，努尔哈赤决定在太子河东岸修筑新城，即东京城。东京城周围六里零十步，高三丈五尺，有城门八，城内建有八角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