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16日，丁渝出生于一个有名望的知识分子家庭，其父丁鼎南，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后任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淞商业学校、大连海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母亲饶毓芬，1912年曾考取官费留学，因故未成行。其舅父饶毓泰，被誉为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

他从小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禀赋聪明，好学上进。1942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先后在西南联大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7年，赴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深造，初攻原子物理，后改攻波谱学。1951年，获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以其优异成绩留校任研究员。1954年赴加拿大国家研究院、任纯粹物理研究员。其间，用原子束仪的热丝法首先攻克了化学周期表中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当时美国一些科学家都认为难于测量数据，被丁渝取得突破性进展，使他名扬海外，其数据载入国际通用的《原子核自旋和磁矩表》中，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现在，在加拿大研究院，原丁渝使用过的原子束仪上挂着一块牌子，记载着丁渝测出镧元素的超精细结构和核四极矩的事。

1956年7月，他冲破重重阻挠返回祖国，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后改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一室业务大组长兼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要从事波谱学研究。为国家制订了第一个波谱学十年发展规划，着手制造第一台“原子束仪”获得成功，填补了中国科技领域的一项空白。1958年，开展“弱磁场”的测量实验，在国内第一个找到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为配合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的防御系统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1960年美国科学家一发现激光现象，他就抓紧实验。1961年，他在一个高温的白金钳锅里培养出“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通过“光谱双共振”研究，在中国最早观测到“光抽运”信号，被应用到石油勘探和开采上，收到良好的效果。在开展“激光应用于受控热核聚变”的实验和探讨“波谱学原子频率标准”、“精密物理学常数”等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研究波谱学的同时，丁渝在北京大学开讲《波谱学》、《无线电》课程，并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他不顾本身教学、科研任务繁重，抽出时间为分配到该所的大学生讲授《核磁共振》、《荧光晶体》、《荧光特性》、《晶体生长中的熔盐法》等课程，为国防科研工作培养了一批业务骨干。1964年，他在北京召开的世界科学大会上，介绍了制造原子束仪的经验，受到同行的赞赏。

在原子能研究所负责创建了原子束磁共振实验室，开展了弱磁场下质子自由进动实验及光抽运与光磁双共振实验研究工作在高能物理研究所主持了超导微波腔加速器的预制研究工作，开展了纯铌X－－带微波腔超导电性的实验研究工作。在北京大学主持建立了波谱学实验室，开展了顺磁共振、核磁共振、电四极矩共振及光磁共振实验。

“文化大革命”中丁渝被下放劳动。1972年调回中国科学院筹建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1973年参加高能物理考察团赴美考察，回国后，为将新技术应用到高能加速器上去，更加废寝忘食，埋头苦干，连除夕晚上都忘记回家吃年夜饭。1974年10月，他终因长期拼搏，积劳成疾，患了肺癌。在住院期间，还赶写《中国波谱学第三个十年发展规划（草稿）》，并完成了最后一篇学术论文《相平面分析》，于同年12月16日与世长辞，年仅55岁。

建造原子束仪

丁渝回国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现高能物理研究所前身）的研究员，当时祖国的波谱学事业几乎是一纸空白，既没有波谱学人才，更谈不上进行波谱研究的精密原子束磁共振仪器。为了把波谱学移植到国内，让它在祖国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丁渝亲自率领一批年轻科技工作者着手建造原子束仪。当时手头上只有从加拿大带回的部分图纸，丁渝亲手绘制工程图纸，并常常身着工作服，深入车间与工人师傅一起，从吹玻璃、锉零件、开车床到焊接真空箱、抽真空，什么脏活、累活他都干，经常是一身油污，满脸汗水，没有一点专家的架子。经过几年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中国第一台长2.6米，容量为234升的供波谱学精密研究用的原子束仪诞生了。接着，进行光学调整，束流调整，原子束的探测，极化束的观察，直到观察到零场跃迁和射频跃迁。它不仅能给出非常精确的超精细结构和核自旋、磁矩、电四极矩的性质，进而验证核结构理论及量子电动力学，而且它的实验技术还有重要的实际应用，提供了高精密度的频率和时间的原标准。原子束仪的建成填补了国家的空白，带动和增强了其他国防科研单位的自信心和能力，得到上级的奖励，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大会邀请丁渝作了自力更生制造原子束仪的报告。

同时，丁渝还带动一批科技队伍积极开展其他方面的研究工作。如1958年，在中国首次观察到质子自由运动的信号，开展弱磁场的测量工作，为配合卫星上天和加强海军防御系统的建设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开展光磁双共振研究

1960年，美国科学家首先发现了激光现象，丁渝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伟大的突破和光学新纪元的开始，他紧紧跟上，于1961年就在一个高温白金坩锅里培养出了红宝石激光晶体。同时还开展了“光磁双共振”的研究，在中国最早看到了“光抽运”信号，后来这项实验技术被用到了石油勘探上，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进行低温超导研究

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超导加速器新技术的研究勃兴，高能物理所决定成立新技术、新原理研究室。为此，将丁渝从湖北五七干校调回来，让他筹建低温车间，进行低温超导研究。对丁渝来说，这是一个面临着啃硬骨头的新课题，他毫不气馁，到处奔波，冒着倾盆大雨，察看低温车间的选址。同时，他日夜勤奋阅读超导理论和超导加速器的书籍和文献，还自费购买四本《加速器原理》的书送给大家阅读。丁渝特别注意大协作的精神，为了尽快在中国发展超导加速器新技术，他组织、团结了国内一些著名的低温超导专家与技术人员一起，对超导技术协作攻关，带领本室人员承担超导加速腔的研制，从寻找关键材料铌到解决自己提出的独特的《葫芦串》型腔体设计新工艺，跑遍全国，克服了一道道障碍。他亲自带领年轻科技工作者冒着中毒的危险，用剧毒的氢氟酸对铌的表面进行腐蚀和化学抛光等工艺过程。1973年12月成功地测出了X波段超导腔的无载Q0～107。超导腔技术对研究超导直线加速器起着关键的作用，同时它也可以作为一种新的稳频技术，改善和提高原子频标的特性，在计量学和精密物理实验方面有着多种应用的可能性。

丁渝不愧为中国波谱学研究的拓荒者，也不愧为根据国家需要，追踪世界先进技术并很快进入其它科研领域的活跃的科学家。

注重培养人才

丁渝作为中国波谱学科的带头人，深知培养人才的重要性，国家的昌盛、科学的发展仅靠几个人、少数人不行。因此，他非常注重培养人才。丁渝一回国就兼任了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开了波谱学和无线电两门课。他还被邀到中国科技大学讲课。由于他的知识渊博，实验经验丰富，深得学生的敬重和崇拜，激发了很多青年学生对波谱学和原子物理学的兴趣和热情，一些高材生甚至跑到所里请求报考丁渝的研究生。

丁渝对分到他身边工作的大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总以实验物理学家的高标准去锻炼年轻一代科技工作者。如要求他们焊电路、抽真空，洗真空泵、烧玻璃，绘图加工，将损坏的氦质谱探漏仪或真空压力计等修复，通过这些技术实践，让年轻人受到基本实验技术的训练，并锻炼他们作为一名实验工作者所必需的基本素质，使他们学到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实验物理知识，激发起学生改进原实验仪器的兴趣。丁渝常说：“实验物理学家必须在实验室里经常敲打”。对年轻一代如此，他自己也是如此。所里给他分配办公室，他都拒绝了，坚持实验室就是办公室，他的办公桌面向原子束仪。他常常在实验室里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除夕晚上的年饭他也会忘了。丁渝在每个星期一都要召开业务工作会，每个人都要汇报一周做了些什么，有何发现和体会。对实验数据“抠”得很严，不允许有半点含糊，更不允许弄虚作假，总要重复验证。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人们常说，跟着丁渝干有压力，有活力，有充实感。由于他的严格要求，诲人不倦，从而带出了一班好人马。他们具有实干精神，动手能力较强，大都成为高能物理所的科研骨干。

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

1962年，国家着手筹建西南技术物理研究所，要丁渝为这个所培训人才。他把几批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挑选出来的即将分到西南技术物理所工作的毕业生带在身边，进行基本实验技术训练，并给他们讲授了核磁共振、荧光晶体、荧光特性及晶体生长中的溶盐法等多种课程，提高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和独立工作能力。这批人才来到西南后，立即把晶体生长搞了起来，1965年就搞出了很漂亮的红宝石、钇铵石榴石，得到国家的表扬。这年国家特在这个所召开了现场会。当年丁渝为这个所培训的人员，有的成了高级工程师，有的成了研究员、教授，为国防科研作出了很大贡献，人们都说丁渝是西南技术物理所的育秧人。

丁渝毕生从事波谱研究，写下不少学术论文，多在美国权威刊物《物理评论》上发表。《顺磁场的微波吸收》、《核旋磁率》、《氯酸钠中氯核四级矩共振中的塞曼效应》、《熔氯化物中的顺磁共振吸收》、《铜63、65的超细结构》、《镧139的四级矩及超细结构》、《波谱学的新近发展》和《精细的能极、超精细能极、反常磁矩》等，受到国内外物理学界的重视。

丁渝不但是一位科研带头人、实干家，为祖国的波谱学事业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而且在科研战略上也具有远见卓识。丁渝是个做得多说得少、没有分量绝不轻易发表文章的人。出于一个科学家的责任，他对祖国的波谱学、核物理及高能物理的发展，提出过许多方案设想和具体实施的建议。参加制订波谱学的十年发展规划后，于1963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波谱学的新近发展”，详细介绍了波谱学的特点；原子束磁共振、顺磁和核磁共振，光抽运、光磁双共振和激光发展的动态；波谱学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中的应用及意义。实际上是为波谱学的各分支学科在中国发展指出光明的远景。 “文化大革命”期间，丁渝被诬为“里通外国”，被怀疑为“特务”而受到了莫名其妙的审查，并下放到湖北干校劳动。但是，在这样的逆境中，丁渝仍然没有忘记祖国的科学事业，白天下田干活，总是抽空看书，晚上点起小油灯或打着手电筒总结和思考。在干校劳动期间，他写下了洋洋万言的“关于三项基础研究的意见”：提高频率标准的精度的方案；检验量子电动力学的精密实验如兰姆位移和g因子反常；检验CPT守恒的精密实验。在这些建议中不但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问，而且还提出许多具体的技术设想，体现了他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忧心如焚的心情，同时也表达了他作为一个热爱祖国，忠于科学的人那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高风亮节。

1973年中国科学院召开高能物理和高能加速器预制研究工作会议，丁渝在大会上作了发言，题为“应用超导微波腔加速粒子的新技术”，阐述了超导微波加速腔研究的重要意义；重点指出超导微波腔的物理问题及制备它的工艺、检测的各种问题；创造性地提出超导腔设计时应考虑到单晶与多晶、纵缝与横缝、封接与焊接、盘片与葫芦串等新观点，并且大胆设想应用激光及原子频标等新技术对工艺的各个阶段进行分析和检测。

正当他要奋发大干，力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时候，病魔却向他袭来了。1974年10月，他感冒咳嗽，痰中带血，服药无效，但他仍然坚持工作，直到胸腔积水，夜不能眠，方才去看病，一检查，发现是肺癌晚期，他仍然推迟住院，以便完成未画好的图纸。他住院还带着一大摞书，病床上下到处是书籍、资料和图纸。晚上，为了不影响其他病友的休息，常常趴到饭厅里及病房走廊的灯下赶写波谱学发展的第三个十年规划，包括作为超导加速器核心的粒子动力学的相稳定问题。他从高中课本讲述的摆的振动公式开始推导，一直到相稳定方程的解的几何表达图象：“鱼和大眼睛”。他终于抢在死神之前，忍着病痛的折磨，系统地总结了低温超导加速器的相稳定性问题，为国家留下了最后一笔科学财富。“鞠躬尽瘁、死而后己”。1974年12月16日晚上10点15分，年仅54岁的丁渝过早地离开了人世。不少熟悉他、了解他、敬重他的人都禁不住失声痛哭。

丁渝奋斗了一生，劳累了一生，除了留下若干篇论文外，他的许多意见、建议，设想和方案都是波谱学和高能物理学带有方向性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国际上的许多科学家至今仍在做着这些课题的科学实验。他的理论和实验方面的深厚功底和他对科学进步的无穷追求的精神，是年轻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楷模。